于薇:浅谈岳麓秦简中的“江胡郡”与“衡山郡”

于薇 先秦秦汉史 2016-11-10

“秦代政治地理专栏


于薇,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浅谈岳麓秦简中的“江胡郡”与“衡山郡”

 

内容提要:岳麓秦简中“江胡郡”与“衡山郡”的材料对于秦郡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江胡郡”不见于传世文献,根据简文中与其他郡的相对位置关系推断,此郡应位于淮河上游北岸,原为古江国、胡国所在的区域。“江胡郡”原为楚郡,入秦后一度与韩颍川郡合并,其后又自颍川郡析出,仍称“江胡郡”,秦末改称“淮阳郡”。“衡山郡”在秦统一以前也即存在,入秦后一度并入九江郡,不久亦再次重置。从两郡的变动可见,秦统一后,旧楚地的整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些郡曾经历过反复,可能沿用过旧名。近年来出土文献中出现的新郡名,似多与这一情况有关。

 

关键词:江胡郡  淮阳郡  楚郡  秦郡

 

岳麓秦简自2009年问世以来,[1]深受学界重视。特别是在历史地理方面,价值尤其显著,[2]简文中出现了不见于传世文献的“江胡郡”。这是继里耶秦简中的“洞庭郡”之后,又一个由出土文献提供的新郡名。对于江胡郡的位置、存废时间等问题,学者进行过一番比较集中的讨论。笔者也曾在2009年于简帛网上发布过一些粗浅的认识。2013年6月,《岳麓书院藏秦简(三)》出版,又公布了一批重要材料,对研究江胡郡的相关问题也很与帮助。

综合岳麓秦简材料的信息来看,“江胡郡”应该是在淮河上游北岸,原为西周时江国、胡国所辖区域。“江胡郡”本是楚郡,入秦后,一度与秦夺韩国土地设置的颍川郡合并,但不久又重新析出,仍称“江胡郡”。到秦末改称“淮阳郡”,“江胡郡”之称后世便未再使用。与江胡郡同时存在的还有“衡山郡”,从简文来看,其存在时间早于以往学界的普遍认识。

研究岳麓秦简中的郡名,特别是江胡郡,不仅可以探寻文献中新见郡名的地望、沿革、存废。此郡发展颇具典型意义,可以触及到理解秦汉间各郡及相关记载的一个重要问题:秦郡与楚郡的关系。战国中,各国普遍设郡,楚亦不例外。秦统一过程中,楚郡变为秦郡,有些郡名一直沿用,有些则改换为别的名称。在调整过程中,郡名会时有反复,所以不同时间节点的文献中看到的郡名会不同,但所指的区域可能是同一个。“江胡郡”虽然是不见于文献的郡名,但它与秦初颍川郡和秦末淮阳郡之间有直接的沿革关系,对其进行考察,可以增加我们对秦立国以后对旧楚地区控制过程中一些细节的认识。

 

一、 “江胡郡”的位置

对“江胡郡”的地望,多位学者提出不同看法。陈松长先生认为简文中“江胡”应通为“江湖”,并对江胡郡位置提出两种假设:一种是根据“江湖”后世的含义提出“秦代对江东江南地区的统治是特别关注的,也许是秦人太不识水性,太不熟悉江湖地区的管理,故特设一个‘江湖郡’来进行专管”,一种是根据0480 简认为“‘江胡’似乎是指在函谷关与咸阳附近的一个特定区域。”陈伟《“江胡”与“州陵”——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两个地名初考》中认为江胡郡应在九江郡之东,可能是会稽郡的前身。[3]周运中《江胡郡即江夏郡考》认为江胡郡即江夏郡,后又做《岳麓秦简江胡郡新考》认为岳麓秦简的江胡郡应是江湖郡,即三江五湖的省称,在吴越地区,前身是江东郡。[4]

要考察江胡郡的问题,首先要确定“江胡郡”的郡名。整理者提出:“众所周知,古文献中,‘胡’与‘湖’多可通用。”但考之文献,“胡”与“湖”通的例子其实并不多见,即使偶有互通情况,辞例的年代一般也比较晚。[5]《故训汇纂》中仅提到两例,一是《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乃召风胡子而问曰”徐天佑注“《越绝书》皆作胡”,一是《文选·张协<七命>》“光骇风胡”旧校“五臣作湖”,其中《越绝书》大致在东汉年间,《文选》则晚至南北朝。“胡”“湖”二字在秦代是否已相通,还需要进一步的例子。而且,作为人名、地名的“胡”本字为“”,在包山楚简中仍可见到,写做 “”或“” [6],字源上与“湖”差距比较大。虽然此次岳麓秦简中“江胡”的“胡”写作“”,[7]字形上已经完成隶变,但目前出土的战国秦代简帛中,“湖”字一直没有出现,二字通假的问题还是要慎重考虑。在目前的情况下,“江胡”似乎还应保持其本字,不通作“江湖”相对稳妥。而且,从字意上看,《说文·水部》“湖,大陂也,……扬州浸有五湖。浸,川泽所仰以灌溉也。”湖的本意是指围坡筑堤的灌溉工程,一直到汉末的《广雅·释地》才训作“池”,开始接近后世“湖泊”的含义。

目前已知有“江胡”一词的简有0194、0480、0706号三支。其中0706、0194两支有“江胡郡”三字,另外还有0383号简与这两只简内容密切相关。简文分别为:

 

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叁川、颖川署江胡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0706简)

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0383简)

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叁川、颖川署江胡郡, 南阳。(0194简)

 

整理者称“0194号简和0383号简是相连的”,应是指剥离时所见的共存情况,若再参照结合 0706号简,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段非常完整的内容:

 

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三川、颖川署江胡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

 

这是一段政令,内容是讲“四川”、“江胡”、“九江”“衡山”四郡要各自接受对应几郡的刑徒来戍守。这段话涉及到了秦的12个郡,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全国性政策,虽然同批简1219、1221号中有“州陵守绾”, 但这段话中的“绾”,与其恐怕不是同一个人,而是秦的开国丞相王绾。秦统一后,对于政府的命令格式进行了规范,这样级别的政令文本,行文不会天马行空。简文叙述的先后顺序是“四川”、“江胡”、“九江”“衡山”,前后必然有一定的逻辑顺序。

辛德勇先生对这些郡的位置做过系统考证。简文中的“四川”郡,即文献中的“泗水”郡,当时的位置在淮河下游北岸。九江郡在四川郡正南方,淮河下游南岸。衡山郡在九江郡正西方,也在淮河南岸。这样看来,简文的叙述顺序应该就是沿着淮河自东向西、由北岸到南岸。按照这样的顺序,“江胡郡”的位置就应该在淮河北岸,四川郡的正西、衡山郡的正北。这个区域,与秦末“淮阳郡”的范围基本一致,在战国末年是楚东迁后的核心地区。[8]


0706+ 0383简沿淮四郡位置示意图

(底图参用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秦四十八郡示意图”) 


机巧之处在于,这片区域内,在西周时期确实分封了分别名为“江”和“胡”的两个封国,且直至春秋时,两国仍存。江国见于《左传》僖公二年,“(楚)服江、黄”,杜预注云“江国在汝南安阳县”《后汉书·郡国志》“安阳侯国”司马彪原注“有江亭,故国,嬴姓”,《水经注》“淮水又东径安阳县故城南,江国矣”,所以徐少华先生认定故江国位于今正阳县东南,淮水北岸。[9]胡国亦见于《左传》,昭公四年有“胡子与楚子会于申以伐吴”。杜注云其地“汝阴县西北有胡城”,《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女(汝)阴县载“故胡国”。汉晋汝阴县,即今安徽阜阳市西北。在春秋中晚期,这两个小国都为楚国所灭,成为楚东国内的两个城邑。

这样看来,“江胡”很可能是这两个单字地名的合称。这片区域内封国城邑不少,《左传》僖公五年有“江黄道柏方穆于齐”,《史记·陈杞世家》“吴伐陈,取胡、沈。” 黄在今河南潢川[10]沈在今河南平舆[11],都在江胡附近。这些小国间联系密切,春秋时这个地区基本可以看成是一个政治、文化上具有较高同质性的区域,这些小国的名称在文献上似乎也呈现有连称的趋势。这些小国后来全部为楚国所灭,成为春秋楚“东国”的一部分。很可能楚最先在当地设郡,取 “江”“胡”为名,此地就成为了楚的“江胡郡”。

所以,岳麓秦简中的“江胡郡”,可能在今天河南正阳、潢川、平舆与安徽阜阳之间淮河上游北岸的一小片区域。陈伟先生曾讲过:“楚在东迁以后,其西北一部与魏国接壤,界线约在陈、平舆一带以北、以西不是太远的地方。”[12]江胡郡的西、北界基本上也就是这一线,南界就是淮河,东界到阜阳附近。

在另一批发表的岳麓秦简材料中,第1647+1649简文有“胡阳丞唐”[13],其中“胡阳”显然是一个县。《路史·国名纪》戊“今颍治汝阴西二里有胡城,故有胡阴、胡阳”,则胡阳县就在故胡国地。简文中的胡阳县,很可能是江胡郡的一个属县。

 

二、江胡郡、衡山郡的沿革

江胡郡的沿革,文献中痕踪难觅,我们只能尝试在区域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寻找线索。

淮河以北地区,自春秋中后期开始由楚势力控制,最初楚对当地小国没有灭国,只是降伏,但由于这样“楚在方城之外不能征发足够的军赋”,[14]到楚灵王时,“大城陈、蔡、不羹,皆赋千称”,将这一地区彻底纳入楚的版图。楚在这一地区设置了不少县,同时也设郡。以往认为,整个楚方城以外的地区都属于上蔡郡,[15]在看来,可能只是设置之初一段时间的情况。在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下,如果一个郡一直是这么大的面积,管理上会很困难。所以,在楚怀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07年)后,上蔡郡北部析置了新城郡,[16]而江胡郡则应该是上蔡郡南部的剩余部分。上蔡郡初置时间不详,所以无法估计江胡郡初置时间的上限,但到了楚怀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00年)上蔡在内的大片土地失守入魏,其郡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楚江胡郡设置时间的下线应该不晚于楚怀王二十九年。考虑到新城郡的设置时间,“江胡郡”的设置可能也在楚怀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07年)前后。

上蔡以北入魏,方城之外的江胡郡及其以东的广大地区还在楚的控制之下。迫于西侧秦国的军事压力,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楚国都向东迁至陈。陈即在江胡郡之内,此时国都迁入了江胡郡,此地一时成为楚国的政治中心。到楚考烈王十二年(公元前250年),淮北之地的行政建置又经历了一次重要调整。春申君以淮北之地战略重要,要求考烈王置郡,并将原封给他的十二个县献出,自己改封到江东。楚王接受了请求,在淮北设郡。文献中没有记载这个郡的名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认为这个郡应该以春申君所献十二县之地为主体,还可能包含随后攻占的邹、鲁等,即后来泗水郡的主体部分。淮北地区,东侧是泗水郡,西侧则是江胡郡,江胡郡的基本轮廓应该在这个时期奠定了。到秦始皇二十三年“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谭其骧先生认为当年即置陈郡。现在看来,秦夺取这一地区后此地为秦郡是没有问题的,但秦可能并不用新置郡,因为实际上就是直接获取了楚的江胡郡。这片区域,在汉代属淮阳、汝南二郡,所以谭先生认为秦“陈郡”“实得《汉志》淮阳、汝南二郡之地”,是很准确的。[17]

此地入秦后,究竟是称“江胡郡”还是“陈郡”或“淮阳郡”,需要推敲。关于“淮阳郡”和“陈郡”之间的关系,前人论证颇多,辛德勇先生在《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中已经详细梳理。本文同意辛先生的看法,认为秦未曾有过陈郡,所谓“陈郡”是用郡治之邑陈,来代指郡名。但辛先生依据云梦木牍“佐淮阳”句认为秦取陈至平舆后所设为“淮阳郡”,[18]可能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云梦木牍“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知也”文句本身来看,“淮阳”虽是地名,但并无法直接判定为郡名。秦封泥有“淮阳弩丞”,亦无法判定此“丞”是郡的佐二还是县的佐二。且封泥时代不详,即使是淮阳郡丞所用,也无法认定其郡在统一前就存在。现在看来,“淮阳郡”郡名出现的时间恐怕比较晚,秦取陈后所置(实为得)的郡,郡名可能还是沿用楚郡旧名称“江胡郡”,淮阳当时很可能只是其治下的一个县。

云梦秦简0706+ 0383简文中没有时间,但因为与“江胡郡”同条简中还有“衡山郡”,可以帮助判断简文的年代。谭其骧先生,认为衡山郡是始皇二十六年以后析内郡所置,但认为具体置郡时间不详。辛德勇先生则提出衡山郡置郡之间为始皇三十三年。所以包含有“衡山郡”的简文应该都不早于这个时间。新出版《岳麓书院藏秦简(三)》1221简中出现了“衡山郡”,简文为:

 

五月甲辰,州陵守绾、丞越、史获论令癸、琐等各赎黥。癸、行戍衡山郡各三岁,以当法。

 

此简未书年份。残227/1347简文云:

 

廿【五】【年】六月丙辰朔癸未,州陵守绾、丞越敢谳之……

 

二十五年为整理者所补。根据朱桂昌《颛顼日历表》,秦始皇二十五年六月丙辰朔,癸未为二十八日,当年五月丁亥朔,甲辰为十八日。[19]这样看来,1221简的时间应该可以与残227/1347简相联属,为秦始皇二十五年。这样一来,衡山郡的存在时间可能早于目前所有的认识,是在二十六年以前。那么与之同简的江胡郡,也可能存在于二十六年之前。

从现有资料看,秦始皇二十六所置三十六郡中无衡山郡,而在二十六年之后则有一段时间存在衡山郡。在二十六年之前和之后的时段中,衡山郡的反复过程是真实的。从简文看,二十五年时即有江胡和衡山,则很可能二十六年时始皇帝将此二郡之名一并裁革,衡山属九江,江胡属颍川。而其后,又将其重新分割,分九江置衡山,分颍川置淮阳。只是衡山仍沿用旧名,江胡之名则未再使用。

淮河流域方城之外,是楚国数百年间全力经营的地区。二十六年时的设置,不知道是在何种区域事态下的行动,是否是秦按自己的意愿对这个地区进行整合的一次努力。但其后又重新析分,很可能因为秦最初的设想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江胡郡、衡山郡从战国时设立到随亡国入秦,已经存在了近百年的时间,其名称和实体足以发展成为当地一个深刻的政治传统,秦重置二郡,应该既为形势所趋,也是取其便利。但终究“江胡郡”和“衡山郡”都只是秦王朝调整过程中一个阶段性的存在,在彻底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以后,秦还是要建立一个自己的郡制系统,所以最终用“淮阳郡”取代了“江胡郡”,“衡山郡”虽然名称还存在,但很快入汉后也便不存。

由于文献材料匮乏,文中关于沿革的推论还比较单薄。但整理者发布的郡名中已有内史、三川、东郡、南阳、南郡、颖川、泰原、河内、琅邪、九江、上党、河间、苍梧、洞庭、恒山、清河、衡山、泰山、庐江、四川、州陵[20]、江胡等二十二个,其中还没有见到“淮阳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我们的看法。当然,现在毕竟还没能知晓岳麓秦简的全貌,总不免忐忑。期待不久的将来,当岳麓秦简全部发表时,如果“江胡郡”与“淮阳郡”仍然不并存,那本文的逻辑就可以被进一步证实了。

 

三、秦郡与楚郡

“江胡郡”的出现,“衡山郡”至迟在秦始皇二十五年既已存在,这些信息是秦郡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已有学者指出,岳麓秦简的内容,与《史记·秦本纪》中所载秦王朝建立以后的多项重大措施有关,[21]岳麓秦简的内容,也应该是揭示了与《秦本纪》记载相关的一个重要事件。秦统一后,重视南方地区的经营。从简文看,除了已知的向长江以南桂林、象郡、南海等地迁发刑徒外,向淮河流域也迁入了大量刑徒。这一措施对王朝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开发岭南。因为淮河流域是战国旧楚长期经营的地区,对其进行整合,对新生统一帝国的稳定非常关键。鉴于这个区域深厚的楚传统,整合过程中所需的反复协调也可想而知。简文中“江胡郡”的存在,很可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以往对秦郡的研究,虽然也注意六国的既有政区结构与统一后秦郡的关系,但以旧楚地区特别复杂的情况来看,似乎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受到特殊重视。

辛德勇先生在秦郡研究提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必须成组理解文献中对于不同时期秦郡数量和名称的记载。面对新出郡名时,可能需要注意辨别郡名与实际辖域的区别。新郡名不等于新郡,不能因为发现新的郡名而直接增加一代置郡的数量。相对黄河流域诸国,楚设郡日久,本身传统更为深厚,旧楚郡到秦郡的政区调整过程可能尤其复杂,故其中旧名称沿用、存废、反复的情况最显著。遇到这一地区的新出材料,尤其需要留心。新出“江胡郡”的情况应该也与这一脉络吻合。所以,“江胡郡”的问世,丰富了我们对于秦郡发展过程的了解,虽然目前暂时还无法动摇长期以来研究获得的关于秦郡位置、范围、数量、体系的基本认识,但意义必当深远。


                                                      

[1] 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

[2] 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3] 陈伟:《“江胡”与“州陵”——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两个地名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

[4] 两篇论文均发表于武汉大学简帛网。

[5] 参见《故训汇纂》“胡”、“湖”两条。宗邦福等:《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52、1284页。

[6] 包山楚简第75、165简。

[7]《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封底,“岳麓书院所藏秦简郡名图版”。

[8]因为秦郡体系在不同年代面貌不同,所以有关年代的问题需要在此简要说明。根据辛德勇及其他先生的研究,自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无论总郡数如何变化,四川、九江两郡的位置始终没有变化。衡山郡的置郡时间虽然存在一些问题(详见正文后文),但其自九江郡析出、位于新九江郡的正西这个位置也没有争议。所以,不论简文的具体时间,只要是四川、九江、衡山三郡同时存在,其相对位置关系是唯一的,所以可以先不用判断简文年代,直接利用已有三郡的空间相对位置来推断江胡郡的地理位置。

[9]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2页。

[10] 《左传》庄公十九年:“(楚)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杜注云:“黄,嬴姓国。今弋阳县。”《史记·楚世家》记载为:“楚成二十二年,伐黄。”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黄国故城,汉弋阳县也。在光州定城县(西)四十里。”汉晋弋阳县,即今河南潢川。

[11] 《左传》文公三年:“叔孙得臣会晋、宋、陈、卫、郑人伐沈。”杜注云:“汝南平舆县北有沈亭。”《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平舆”引应劭云:“故沈子国,今沈亭是也。”

[12] 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6页。

[13] 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

[14] 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2页。

[15] 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9-200页。

[16] 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9页。

[17] 谭其骧:《秦郡新考》,《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8]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第一节“陈郡”,《文史》2006年第1期。

[19] 朱桂昌 编著:《颛顼日历表》,中华书局2012年,第292页。

[20] 整理者认为“州陵”为郡一级单位,但是简文中没有直接的证据,还可以再探讨。若州陵为郡,则《岳麓书院藏秦简(三)》中公布简文中与州陵平级的“沙羡”究竟是郡还是县,也需要探讨。

[21] 曹旅宁:《岳麓秦简挟兵令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2009-5-5。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043

  

2013-11-30 定稿

                      原刊于《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辑)》,中华书局,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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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图文编辑: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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