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文超:吴简的史料价值

2017-01-12 凌文超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凌文超先生尚未出版的《吴简与吴制》一书之“绪论”】


誠然,現存吴簡簿書遠非臨湘侯國文書檔案的全部。即使吴簡中存在上傳下達的文書敕令,例如出自建業宫方面選舉私學的命令,太常府下達的隱核新占民的指令,協助兵曹、作部調徙師佐及其妻子的飭令,甚至還存在徵調品市布、隱核州軍吏父兄子弟、隱核波田、按户品出錢等全國性政務,我們也很難通過這些有限的記録全面而細緻地描繪出孫吴制度史圖典,所能集中討論的往往只是臨湘侯國的文書行政及其所反映的孫吴基層行政制度的某些方面。

而且,“我們不能期望吴簡資料與《三國志》和裴注之間能夠出現直接的關聯。”[1] 從吴簡探討吴制在今天看來仍然面臨着相當多的難題。首先,我們就“面臨着一個對吴簡的史料價值的評價越來越低的困境”。[2] 作爲臨湘侯國的文書檔案,吴簡既難以改寫三國史,又不足以發現諸如“三國演義”之類的有趣故事,那麽,與傳世文獻相比,吴簡獨一的史料價值究竟何在?

《三國志·吴書》和裴注很早以來就是人們從整體上認識孫吴史的基本歷史論述。西晋著作郎陳壽在三國史書、史料的基礎上,基於西晋王朝的立場編撰了《國志》,[3]  “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陳壽去世後,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上表,稱《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請求朝廷加以采録,得到晋惠帝的許可。[4] 《三國志》從此開始成爲官方認定的歷史敘述。

由於《三國志》文辭過於簡略,南朝宋文帝使裴松之爲之作注。裴注根據南朝宋現實變化的需要,從補闕和備異兩個方面爲《三國志》補充了不少史料,同時也作了不少論辯與評究,[5]《三國志》與裴注作爲官方主流論述的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强。與此同時,其他歷史敘述由於各種原因没有得到官方的認可和推贊,甚至遭到排擠而漸歸沉寂直至最終被遺忘,以至於東晋習鑿齒撰《漢晋春秋》以蜀漢爲正統,雖去蜀漢未遠,卻因缺乏史料,只得“采爲逸事,編諸史籍”,遭到劉知幾“疑誤後學,不其甚邪”的批評。[6] 後來南宋朱熹等大儒又尊蜀漢爲正統,但其編撰的《資治通鑒綱目》取材也無法超出《三國志》及裴注的史料範圍。[7]久而久之,《三國志》及裴注就成爲人們了解三國整體歷史的唯一論述,其保存的史料宛如三島十洲點綴在三國歷史遺忘的海洋中。[8]

在這種情况下,大約十萬枚吴簡的出土,就像火山噴發造出了一座新島。相比《三國志》及裴注所記史事的恢宏壯闊,吴簡中的鄉丘里建制、二年常限田、舉私學、户品出錢、限米等事物,多少顯得有些雞零狗碎,但它們是久已消失在歷史遺忘海洋中的暗沙潛石,倏忽間冒出海面,剎時總會讓人奪目驚心。雖然這座新島並不能與三島十洲相媲美,但是,它提供了新坐標,爲我們探索未知萬一的深海提供了航標,也爲我們定位心嚮往之的三島十洲提供了新的參照。

走馬樓吴簡記録的臨湘侯國文書行政,是任何歷史時期基層官吏和絶大多數民衆都需要面對並參與其中的公共事務。雖然基層的文書行政直接反映了地方統治秩序甚至是社會秩序最一般的形態,並且無時無刻不在影響着人們的日常生活,但是,因其層次低且爲時人所熟知,在“常事不書”的著史原則下,很難進入史書的敘述。

這些基層行政文書檔案在當時看來不僅没有長期的保存價值而且需要經常性銷毀。一旦社會發生重大變革,統治方式經歷劇變,文書行政模式也會隨之改易,原來的那些基層行政文書檔案會很快亡佚。而且在新的社會秩序下,隨着時間的推移、人事的代謝,人們不知不覺就將老的行政方式慢慢遺忘。史書選擇性記載形成的空白和人們集體無意識造成的失憶,導致我們認識的歷史往往只是重要人物、事件、制度的歷史,而日常的、最一般的歷史卻總是那樣逐漸不爲後人所知,最終成爲被人遺忘的歷史死角。

正因爲如此,我們認識的歷史很多情况下都是史家、史書敘述的大概,尋常個體、基層文書講述的細概則多不可知,對後者的認識甚至被認爲没有必要或意義不大。模糊的歷史細節尚待逐一考證,從中抽繹出的歷史規律又怎能不讓人産生疑惑。爲增强歷史認識的可靠性,作爲基礎的“碎片化”精深研究理所當然地將長期存在且不可忽視。數量龐大的孫吴臨湘侯國文書檔案的出土,無疑有助於增進我們對孫吴縣政細節的理解和認識。

迄今爲止,走馬樓吴簡記録的縣級文書行政的實態,其涉及面之廣(縣長吏和門下吏、廷掾處理的文書理論上可以覆蓋該縣往來文書的全部)是已知的秦漢魏晋時期傳世文獻和其他出土文獻所不能比擬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吴簡是研究孫吴縣政實態的最佳材料,甚至可以説,復原秦漢魏晋時期的縣政形態,目前也只有吴簡與臨湘侯國纔具有形成標本的可能性。

雖然吴簡難以改寫史書的敘述,但這並不妨礙那些繁務簿書來敘説它們自己的歷史,從中回復集體失憶的歷史情境,呈現孫吴臨湘侯國官民互動的社會景象,並藉此製作孫吴縣政標本,爲早期中國縣政研究提供參照。這應當是吴簡史料價值最爲突出的地方。

當吴簡這樣數量龐大的原始史料擺在我們面前,近兩千年後的我們居然可以直接裁剪孫吴“第一手材料”,居然可以像魏晋之際的史氏一樣修撰史志,發掘出若干隱伏其間的孫吴制度,這的確是件令人興奮不已的事情。這應當就是吴簡最重要的史料價值之所在!

注释

[1] 羅新《近年來北京吴簡研討班的主要工作》,《長沙呉簡国際シンポジウム「長沙呉簡の世界—三国志を超えて—」予稿集》,お茶の水女子大学,2006年9月17日,第56頁。

[2] 羅新《近年來北京吴簡研討班的主要工作》,第55頁。

[3] 辛德勇《陳壽〈三國志〉本名〈國志〉説》,《文史》2013年第3輯,第5—48頁。

[4]《晋書》卷八二《陳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37—2138頁。

[5]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三國志》附録,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1471頁。

[6] 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一八《雜説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1頁。

[7]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〇五《論自注書·通鑒綱目》,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636—2637頁。

[8] 參見羅新《我們面對的全部史料都是遺忘競爭的結果》,“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微信公衆號,2016年7月10日;原題《遺忘的競爭》刊於2015年3月8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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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1月14日 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