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 1966年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由来

2015-05-08 舒云 《国家人文历史》 《国家人文历史》


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下“五七指示”,引发“文化大革命”中遍及全国的“五七干校”。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五七指示”是对邱会作为首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




团中央系统的1500人,于1969年4月来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图为五七战士走在自己修好的大道“大寨路”上


文 | 舒云

《文史参考》2011年第13期,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缘由---

1966年4月,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主持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主要讲海南岛和云南西蒙山驻军的生产情况。海南岛没有种菜的历史,解放军进驻后,由大陆运送干菜。官兵们开始种菜,长得很好,带动当地群众也种菜了。云南西蒙山地处边境,土地多且肥沃,气候又好,但从来不种菜。驻军按上级命令也不种菜,又买不到菜,只能盐水拌饭。1961年部队供应紧张,驻军开始种菜、种粮和养猪,改善了伙食。当地群众也学着种菜吃菜。种菜密切了军民关系,也改变了当地的生产习惯,促进了农业发展。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



1968年,邱会作和夫人胡敏


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生产的报告》上送中央军委。5月6日,林彪报送在杭州的毛泽东。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同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发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很可能也成为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业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但现在更要有所发展。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五七指示”,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中央宣传部起草、陈伯达修改、毛泽东审阅定稿的《人民日报》社论,以《共产主义宏图》为题,使“五七指示”家喻户晓。“五七指示”中提到人民解放军的大生产做了几十年,它的起始还是与邱会作有关。


延安时代“牛犊部长”想方设法搞钱---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本来陕北粮食就少,突然来了这么多队伍,红军几乎到了没饭吃的地步。那时邱会作在中央军委供给部工作,周恩来对他说:中央决定李富春任陕甘宁省委书记,他点名要你。我同意了,你到陕甘宁工作一段时间。


李富春对邱会作说:粮食是我们当前最困难的问题,也是同群众关系最危险的问题。搞不好,就会“官逼民反”。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搞饭吃,全靠你这个粮食局长了。邱会作向毛泽东提了三条建议:为解决粮食危机,减少边区吃公粮的人数;鼓励农村生产;部分部队和机关分散住到附近的农村去。毛泽东非常重视,还专门找邱会作面谈了一次。


1936年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了中央粮食部,凯丰任部长。他要调邱会作,而李富春坚决不放,“官司”打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判”邱会作担任粮食部“半边天”的供应局局长。


邱会作上任就带着五人调查组,到延安县南区调查粮食情况。他发现新区农村的情况还好,农民基本有饭吃,地主富农也有余粮,这使征粮政策的制定有了底。邱会作还注意到新区有很多可耕地。据此邱会作写出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说:看来我们在陕北只要能站住脚,大概是饿不死的。粮食部能搞社会调查很好!


1936年底,粮食部撤销,邱会作进抗大学习。1937年8月,由于缺粮,抗大二期学生住到甘泉、富县一带,就地吃粮。最后粮食吃完了,只好提前毕业。邱会作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立即到延安任供给部副部长。半年后22岁的邱会作担任供给部部长。毛泽东找他谈话说:恩来同志来电报,提议你担任供给部长,这可是一个不好当的官呀。你不能满足需要,是要挨骂的,你受得了吗?邱会作说:挨骂的都是好人!国民党天天骂共产党,我们不都是好人吗?毛泽东笑了好一阵,说,骂你的人不全是国民党,好人也会骂你呀。邱会作说:那就请主席订一条规矩,谁骂人就让谁当供给部长。毛泽东说:好呀,你这一条厉害!……你可以胜任供给部长,因为许多事你都是做过来的。现在你在工作中要特别学会动脑子,……你“初生牛犊不怕虎”,你就当个“牛犊部长”吧。


邱会作安民告示亮出供给部的家底,骂上门的人少多了,但还有。毛泽东接待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花费50多元,供给部用卖破烂的钱报了账。有人写匿名信,骂供给部变成国民党了,请国民党吃饭,却几个月不发伙食费。毛泽东在会上解释,国民党客人是我请的,骂供给部没有道理。毛泽东对邱会作说:伙食费还是要搞个规定好,过去我们发实物,现在改为定额,每人每天五分钱。没有钱先欠着,有了再补。虽是“空头支票”,但安定了军心,邱会作认为这是军队后勤工作的历史性改革。


邱会作主持的供给部太穷,手中无“米”。为了进账,他绞尽了脑汁。最后决定开办骡马店(旅店),每天进账20多元。以后生意越做越大,建立了以20多个骡马店为主的运输线,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供给部的财政来源。以后邱会作又把骡马店、交通(邮政)与兵站三家合一,统称兵站,延续至今。


邱会作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贩盐。盐池距离延安200多公里,盐运到延安至少是三倍的利润。最初供给部有十多头牲口,一个月跑两趟,运两三吨盐。要贩更多的盐,就要贩到西安、太原等敌占区,那会不会“资敌”呢?邱会作认为:贩盐可以换回西药、通信器材,也可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不是“资敌”。1938年4月,邱会作理直气壮写“贩盐”报告,毛泽东完全同意向敌占区贩盐。


邱会作的第三个办法是开办军人合作社。1938年大砭盖八路军礼堂,就是从军人合作社的盈利中拨的款。如此这般,供给部建起了兵工厂、被服厂等,还搞起了相当规模的企业,积累资金数十万元。


邱会作“发明”军队大生产---



1941年春至1944年底,陕西延安,进驻南泥湾的八路军120师359 旅战士们正在开垦荒山


1937年中秋节,供给部的高桥军械仓库主任请邱会作吃饭。高桥仓库在延安西北,有50多人。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种了十多亩麦子,亩产200多斤。还种了30多亩大秋作物和一个菜园,养了十多头猪,几头牛,30多只羊,主副食自给有余。


军队种地,这是新鲜事!邱会作出生在江西兴国的一个小山村,家境贫穷,从小就干农话,他深受启发。


当时延安的军粮一靠西安供应,二靠自筹。随着国共关系的紧张,西安的军粮断供,只能就地征粮。邱会作还是采用在中央粮食部的老办法,分地区自筹。军队筹粮区划在延安县,为解决运力,毛泽东把他的乘马也捐出来了。到后来征粮越来越难,吃饭问题更加严重起来。邱会作想,如果除作战部队外,部队都像高桥仓库一样大生产,不就解决粮食问题了吗?


李富春叫邱会作立即给毛泽东写个书面报告。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叫邱会作来谈话,说兴国佬,你们的报告我看了,有分析,也有解决的方法。根据地的生产要提高到战略的重要地位,否则我们可能不打自灭。你们报告的价值在于说明了军队搞生产的可能性,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的供应无非是四条来路:一是取之于敌;二是国民党政府发给;三是人民负担;四是自己动手搞生产。前两项都靠不住,根据地人民负担也有限度,只有自己动手搞生产是最靠得住的办法。请中央财经部好好研究一下,并向中央提出报告。可以这样设想,1938年先小搞,摸索经验,先从政府机关、学校、军队后方机关做起。


1938年元旦后,中央财经部召集边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李富春说:今天是请高桥仓库主任介绍经验,讨论各单位今年的生产问题。本来大家以为是领钱领粮,听说生产就乱了。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哪有种地的道理?有的说一天两顿稀汤,饿得路都走不动,哪有力气种地?有的说连个铁钉都没有,总不能用手刨地吧?李富春说:毛主席赞扬高桥仓库种地为我们找到了活下去的路子,指示今年党政军机关都要开始种地,规模可以小一点,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搞!


1938年开春,各单位不情愿地开始“小打小闹”,秋收寥寥无几。李富春和邱会作商量,给毛泽东写一个报告。毛泽东批示:1938年大生产没有搞好是意料中的事,但初步达到了目的,要从实践中摸索经验。这个报告提出没有搞好生产的原因很对,但有一条没有说到,就是压力太小。明年党政军机关(有作战任务的部队除外)只发半年粮,不足的自己向地里要。不想搞生产的人,如果他可以半年不吃粮,就可以不搞。


1939年各单位都积极起来,军队种粮达到全年口粮的三分之二。年终李富春召集了一个小规模的领导干部会议,说邱会作是大生产的发明者,再三让邱会作讲话。邱会作回忆说,自己当红军十年,从普通战士到供应部长,从来没有领过被子,还是打土豪才弄了一条被子。我们大多数红军官兵都只有一套衣服,春天棉衣变夹衣,夏天变单衣,直到穿烂为止。穿鞋都是穿草鞋。而现在开展大生产,一切都有了。


大生产在延安轰轰烈烈展开了。毛泽东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1年春,八路军第359旅奉命进驻南泥湾开荒。毛泽东说:“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


1943年,359旅达到一人一只羊,两人一头猪,十人一头牛。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


1948年4月,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会议讨论三项议题,其中第二条提到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11月11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三年困难时期军队处境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