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与票子,禁烧下基层干部的辛酸与苦辣

决策杂志 2015-10-12


  9月以来,农村秋收战役打响,随之而来的就是禁烧问题。小编的朋友圈里,一位在基层做公务员的同学这样写道:“禁烧再不结束,我就要疯了”!




  那么禁烧时,基层干部都有哪些辛酸事?《决策》杂志(微信号:juecezazhi)记者赴禁烧一线,零距离观察禁烧中干部的苦与痛,并形成稿件。下面小编把这篇稿子奉上:


  “每年夏收到来时,都有一种心里障碍,不能提到‘火’字,听到心里就猛一哆嗦。一到这时候就感到惶恐不安,谈火色变。”中部某镇镇长刘为民(化名)说,他们知道每年这一关都躲不过去,只能硬着头皮上。


  在大气污染防治上升为国家战略、各地纷纷祭出史上最严“禁烧令”的背景下,基层对秸秆禁烧力度之大、投入之多、人员之众,前所未有。尽管如此,很多地方仍然是屡战屡败,“年年禁烧年年烧”。在一片责难和问责声中,基层干部面临的压力与无奈、失败与挫折感,却鲜为人们关注。


  “禁烧工作就是个矛盾的集合载体,禁烧人员要面对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和上级的各种压力,工作强度大、责任重,不经历过的人不知其中的滋味。”刘为民告诉《决策》。


  严防死守


  过去,上级对禁烧的要求是“雷声大、雨点小”,县领导甚至在布置工作时特别强调,严禁监控卫星在头顶时放火,要求农民在下午6点以后卫星离开后统一烧。但从去年开始,刘为民感觉禁烧是动真格的了。


  在一个月的禁烧期里,乡镇其他工作全部暂停,只留一个人值班,其余人员全部分派到各包村包点岗位上严防死守,县直单位也抽调了30多名工作人员前来支援。


  在动员大会上,刘为民给所有禁烧队员发了四样东西:一条毛巾,一瓶花露水,一包茶叶和一个超大号水杯。一些新来的年轻人困惑不解,但第二天他们便明白这套配置的重要作用了。


  从早上7点一直到晚上10点,这15个小时禁烧队员必须死守在岗位上,而这个岗位就是田间地头,越热越干燥越要坚守。“中午地表温度至少45度,坐在田头放眼看去,热浪在麦田之上滚滚升腾。一天下来,超大号的水瓶至少要喝3瓶。”刘为民说。


  烧秸杆和天气关系很大,如果连续高温天晴,地里的麦秸极为易燃,路上行人扔个烟头就可能起火。而且,一旦烧起来,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很难控制。


  今年,刘为民就碰到这样的情况,麦收后两个多星期无雨,这让他很紧张。根据要求,他在田间设立几百亩为一个点,固定人员24小时不离岗,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一个村一台流动宣传车,每个禁烧队员都配备高音喇叭。


  一天晚上,刘为民巡查完正准备回去,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人在田间烧火。刘为民带着灭火队迅速出动,摩托车开道、电瓶车跟进,宣传车高音喇叭断后,几分钟便赶到现场。原来是邻村老人去逝,亲属烧铺草,白天没敢烧。“虚惊一场。”刘为民自嘲说。


  尽管如此严防死守,还是烧了几把火,其中有一处火场耐人寻味。调查发现,放火人先将纵火点周围浇上柴油,然后点根香,香快燃完时才会起火。“这种故意纵火,显示出一种对立情绪。”更让刘为民感到难过的是,干部拼命救火,一些村民却站在远处看热闹,俨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架势。


  村民的不理解、不支持给禁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田里不让烧就扔河里,白天不烧晚上烧,前半夜不烧后半夜烧,这边好不容易把火扑灭那边又点火了。还有村干部因为参与禁烧,自己家的地被别人偷偷点燃了,村干部一气之下辞了职。


  “干部灭火,群众冷眼旁观,这就是禁烧现状,而上级发现火点就处理干部,乡村干部成为受气筒,两边不讨好。”


  禁烧的另一个难点是边界地带。刘为民所在的乡镇是两省交界处,和他们土地连片的邻县经常肆无忌惮地烧,“给我们造成很大压力。”


  刘为民天天拿着灭火工具沿边界线巡查。一次,由于风大,眼看那边火势就要蔓延过来,刘为民急忙带队跑去用铁锨洒土灭火。此时,风来回刮,看不清火势,他们被烟熏得睁不开眼,两眼辣得流泪,呼吸都困难。突然火朝他们卷了过来,刘为民赶紧喊大家快跑。


  “稍慢一点可能就被火卷进去了,有生命危险,基层干部真不容易。”这样危险的经历让刘为民很感慨,而这样的场景他们在禁烧中经常会遇到。


  “帽子”与“票子”


  严防死守了半个月后,在天气转阴,雨水到来的前夜,禁烧令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一夜之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秸秆焚烧最怕连锁效应,没人烧大家都不烧,一旦有人烧,连锁反应马上就出来了。”面对全面失控,刘为民瞬间心理崩溃了,“火焰很热,但心很凉”。


  “其他工作努力付出,干好了有一种成就感,辛苦是值得的。但禁烧累死也干不好,对基层干部来说,内心有一种失败感和挫折感。”刘为民说。  但没人会顾及刘为民的感受,也没有人会来调查禁烧失败的原因,等待他的只有上级严厉的问责与处罚。


  最严厉的处罚莫过于“摘帽子”。在“一票否决”的政策下,禁烧工作都是由各级政府一把手亲自抓。谁控制不住,一把手的位置就会保不住。


  因为禁烧失败,从主管部门到镇、村相关负责人全部受到问责处理。在基层能做到乡镇长,往往要经过10年甚至20多年的努力,现在因为“一把火”就被停职甚至撤职,实在有些“冤”。


  禁烧开始之前,刘为民曾跟镇党委书记开玩笑说,“现在风大,帽子捂紧点”。没想到,一语成谶。


  “基层干部往往就是某项工作完成不好,帽子说没就没了。对一个国家来说,根本微不足道,但对一个家庭来说,山塌了。”在刘为民看来,很多问题不是基层干部不作为,而是这个层面确实很难解决。


  跟刘为民一样,因为禁烧受到问责的不在少数。在河南、河北、江苏等很多省份,每年都有几百个基层干部因此而丢“帽子”。


  “权力无限往上收,责任无限往下放。信访维稳、计划生育、安全环保等等,都是‘一票否决’。有时候真不理解,一个乡镇干部该有多么的十项全能,才能去做好这么多的工作,承担这么多的责任。”一些基层干部忍不住“吐槽”。


  为了保住“帽子”,基层干部往往不计成本、不计代价。最常见的手段是风险保证金制度,从村干部到乡镇干部,所有参与禁烧的人员都要缴纳1000元到3000元,甚至是5000元的保证金。辖区内出现着火点,扣除相关责任人的保证金;未出现火点,则退还保证金并给予等额的奖励。


  为了调动干部积极性,一些地方在重罚的同时,奖励和禁烧补贴甚至达到2万元。“发票子”似乎成了激励基层干部唯一的手段。


  “禁烧工作说白了就是钱的事。”除了奖励,一个乡镇几百名禁烧人员一天的工作经费就要几万元,还有对农户每亩15-30元不等的禁烧补贴,购买农机、灭火器材费用等,据刘为民估算,一个乡镇禁烧每年就要几百万元,全县总投入近亿元。对于很多地方来说,这成了一项沉重的包袱。


  “这几年,乡镇因为禁烧增加了不少债务,给原本基础薄弱的镇财政带来很大负担,这样的模式肯定不可持续。”刘为民心里也明白,尽管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人力,但收效甚微,“光靠钱解决不了问题”。


  困惑与迷茫


  每年夏季禁烧正好赶上高考,今年刘为民的儿子也要参加高考,但他根本顾不了,一个月的禁烧期里连跟孩子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在他家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刘为民自己也感觉很愧疚。


  参与禁烧工作多年,刘为民也曾尝试各种办法,希望能找到秸秆禁烧的根本之策,但都以失败告终。


  一开始,他们曾推广打捆离田的办法,号召农民把秸秆堆在马路上,政府派打捆机打包。但由于秸秆太多,根本打包不完,最后打包的人不耐烦了,自己点火把剩余部分烧掉了。而且,离田之后秸秆去哪儿,也是无解的问题。


  后来有专家推荐“旋耕深埋”,但秸秆被埋到土里后,腐烂的过程会消耗大量的氮和水分,影响下一季作物产量。现在,各地普遍采取的是粉碎还田,同样会导致播种难、病虫害易发等弊端。


  而对于秸秆发电,制沼、基料、作饲料等综合利用措施,看起来很美,但由于成本太高,在刘为民看来,大都是应景的样板,“中看不中用”。


  为了防止农民烧秸秆,政府规定收割高度不得超过15厘米,甚至10厘米,麦茬短了就不好烧,但收割的难度和成本都会大大增加,无论农民还是收割机手都不愿意。于是,基层干部就跟在每辆收割机后进行监督。


  “病急乱投医。很多禁烧措施都被事实证明不可行,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秸秆是个宝,焚烧可惜了。”每次在广播里听到这句宣传语,刘为民就来火,“这个宝给你要吗?”


  在找不到治本之策的情况下,很多地方禁烧都采取强制性手段。于是,田间地头到处可见,“谁烧罚谁,烧谁罚谁”,“乱烧秸秆,停发粮补、取消低保”等雷人横幅标语。


  “感觉又回到20多年前,抓计划生育时期那种氛围。”刘为民说,罚款拘留作为最严厉的处罚手段,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如果太强硬,容易引发百姓的对立情绪,激化干群矛盾。我们也害怕矛盾过激”。


  去年,一五保老人在门前种了一点油菜,自己收割后就在门口把一小堆油菜壳烧了,被巡查组发现要罚2000元,但五保老人没钱交不了罚款。无奈之下,村主任只好找到老人的三个侄子,每人分摊500元,村主任自己掏500元。


  “留在农村种田的多数是妇女和老人,他们烧秸秆,就是干部去制止,也不能怎么样,更别说处罚了。对禁烧这样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基层干部的压力与无奈又有多少人理解?”刘为民告诉《决策》。


  (本文原标题为《压力与困惑:秸秆禁烧下的基层干部》,原载于《决策》2015年第7期)



本站仅按申请收录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若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觉得不错,分享给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