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牛娃”:人是怎么变聪明的?| 36个月

崔筝 知识分子 2018-01-07


图片来源:quora


“36个月”系列第4篇

《知识分子》科学新闻实验室第16篇


撰文 | 崔筝(《知识分子》科学新闻实验室特邀作者)

责编 | 黄永明


  


“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在表演了数数、英文歌“玛丽有只小羊羔”之后,不到三岁的睿睿以《声律启蒙》第一段结束了超高难度的饭前表演。


全桌都为这位小绅士鼓起掌来,林玉递给睿睿一粒软糖作为奖励,并继续向姐妹们传授育儿经——就像十年前她在宿舍里给大家划高数重点一样。从孕期如何控制体重,到母乳喂养最佳时长,再到中关村某小学的学区房最晚在孩子多大时入手……林玉就是传说中“海淀家长”的典范之一。


另一侧,张媛有点后悔带孩子来参加这场大学舍友的聚会,Emma开始闹了,她又不好意思掏出手机放动画片——林玉刚刚说过,孩子吃饭时不该有电子产品的影响。


睿睿比Emma大不到一岁,与大部分他的同龄孩子相比,可谓是精通数理、通达中外。看来,海淀家长的“拼娃模式”确实卓有成效,张媛想,自己家这个中英文都说不太清楚的混血儿,是不是真的智力不如人家呢?


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高智商”,没有哪位父母可以免俗;毕竟,人类所在的物种拉丁名“Homo Sapiens”的意思为“智慧的人”。


人类个体凭借智力,才得以在地球上与其他体型、力量、速度各方面远胜我们的物种共存。人类社会整体的优秀智慧,创造了这个星球上灿烂的文明。


智力(intelligence),究竟是什么?在人类对自身生理、心理以及行为等各方面的研究中,直至今天,它仍是最重要、最充满争议的话题之一。


智人之智


世俗生活中,人们通常用某个领域的能力来衡量一个人“聪明”与否,这也是一部分科学家给智力下的定义。美国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心理学家路易斯·瑟斯顿曾提出,智力表现于七个方面,包括语言理解、推理、理解速度、数理能力、用词流畅、辅助记忆和空间感觉。该理论后来被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进一步发展,加入了感觉统合、人际能力,甚至乐感和对于自然的洞察等更多能力。


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完美地全面发展,一个善于求解代数的孩子,和一个能弹奏出优美音乐的孩子,怎么比较智力?


几乎与加德纳同期,罗伯特·斯特恩伯格提出了智力的新定义。他认为,智力是一种普遍能力,“一种能够引导人类自身对生活环境进行有目的地适应、选择和塑造的心理活动”。而这种活动包括三种能力:首先是分析能力,即解决问题的能力;再者是创新能力,能够用过去经验和目前技能创造新的情况;以及实践能力,即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无论是加德纳还是斯特恩伯格,都深受更早时期认知研究“日内瓦学派”的创始人让·皮亚杰的影响。


皮亚杰认为,一个婴儿短短几年中的智力发展,与漫长物种进化中适应过程有些类似,经历两个过程。第一个,是“同化”(assimilation),即吸收新的信息,并将其纳入已有的认知结构中。第二个则是适应(accommodation)——创建新的认知结构,以接受新的信息。


皮亚杰和妻子育有两女一子,并真正地做到了带娃、工作两不误。他密切地观察了自己三个孩子自婴儿时期的发展过程,基于长时间的实践,验证自己的理论。


例如,他观察到婴儿最基本的生物反射是吮吸,无论是母亲的乳头,还是橡胶玩具,抑或是自己的手指,通过吮吸的行为,将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同化为自己的经验;但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发展出用手捡拾、把玩、用嘴啃咬等功能,从而适应更加多元的环境。


“同化-适应”的模型不仅可以解释新生儿感知世界,也适用于现代人类更加复杂的学习过程。


在解决数学问题时,假设一个孩子已经理解了加法的概念,形成了认知结构,当被问及“2+2=?”时,他就能够将新的信息纳入已经形成的认知结构中,进行同化过程。然而,当一个孩子第一次接触从来没有了解过的乘法概念时,要想学习“2×2=4”,首先是要通过已有的知识结构,学习乘法的概念,建立认知结构以适应新的问题。


社会化环境对于智力发展的重要性也在多个其他的理论中强调。俄罗斯心理学家列弗·维果茨基认为,儿童是在与其他人的互动中发展智力的,他们观察他人的思维行为方式,然后将观察到的内容内化。以色列学者鲁文·福伊尔斯坦发展了这种理论,即“受干预的学习经验”:父母介入、诠释着儿童所在的环境,儿童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最早是通过父母获得的。


就这样,在不断的同化-适应的动态平衡过程中,孩子的智力不断发展。不过,基于皮亚杰提出的认知、智力发展的这些理论仍不完美,总还有一些能力,例如审美、直觉等,无法简单地用理性和逻辑性的认知模式来解释,这也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诸多谜题。


可以确定的是,在人生的最初阶段,面对完全陌生的世界,每个孩子都在探索环境,观察规律,并推论总结——就像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科学家,他们的世界里充满好奇、希望,和无限可能。



智慧之源


无论在哪一派学说当中,智力都不是人类独有的天赋。灵长类动物尤其以“聪明”著称:四川峨眉山的猴子会打开游客的包,挑选他们爱吃的东西;一部BBC纪录片里,泰国的长尾猕猴则尤其青睐人类的长发——它们会不客气地拔几根游客的头发,用作牙线剔牙;在东南亚马来群岛婆罗洲,当地的猩猩会做防雨用具,保护自己和住处,年长的猩猩会教小猩猩怎样用工具觅食,将老一辈的智慧结晶传承下去。


不少灵长类动物能制造觅食工具,在捕猎时也展现了合作、分工等策略。它们已经有同理心,为了保护自己,会使用欺骗的伎俩。它们甚至可以学会使用简单符号,并且理解人类语言的部分句法关系、数字概念和数列关系。


但即使是最聪明的黑猩猩,也无法企及一个三岁的孩子。像睿睿和Emma这样的小人儿,他们能够理解基本的数学概念,分辨出颜色和几何形状,哼唱简单的歌曲,他们已经开始通过主动的阅读探索世界,稚嫩而强烈的求知欲挡也挡不住。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思考,在社会化的交往中学习,并时常抛出一个让家长头疼,但又不得不停下一切事情回应的大问题:“为什么?”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问为什么?


200多万年前,第四纪冰川期开始,北非热带雨林逐渐退化,变成草原,最终变成沙漠。一些灵长类动物开始适应地面生活。一种假说认为,环境压力驱使这些人类祖先站起来双足走,让它们站得高,看得更远,双手解放。它们开始握住坚硬的木棍、骨头和石头,用作武器和工具。它们开始杀死较小的动物,切割尸体,敲开坚果的外壳。这就是最早的科技了。


漫长的进化中,为什么自然选择更加青睐聪明人?如今,古人类学家并不能穿越回数万年前,给不同时期的人类祖先来个标准智商测试,而只能根据化石证据推测,在它们体积越来越大的大脑里,智慧是如何积累的。


通过遗迹,我们能够推测数万年前人类社会的模样。大约8万年前,人们制作工具的复杂程度迅速提高;3万年前,人类具有基本的艺术、商业和礼仪——这些通过考古得到的个人饰品、雕塑画作和葬礼的史前迹象,已经展现在现代人类的眼前。


有科学家认为,性选择在人类智力的进化中是一个推动因素,聪明的原始男性人类更容易拥有更多的猎物、更好的栖息地等资源,在择偶方面也更受欢迎;而更聪明的原始女性人类,在择偶的时候,也更容易挑选出智力更高的伴侣。因此智力优越作为一种优势性状,在自然选择中流传下来。


另几种假说则将智慧和健康联系起来。一方面,聪明人具有抗击感染、战胜病魔的能力,智力较高的人更能分辨出食物是否受到污染,或是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躲开蚊子出没的区域。另一方面,聪明人更会打猎,也更容易获得富含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食物,例如鱼虾等。最早学会使用火来吓退猛兽、烹饪食物的聪明人,生存下来和繁衍后代的机会也会更多。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的社会大脑假说,则更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人没有演化成四肢更发达、个体更魁梧的样子,而人类个体的平均智力却不断攀登新高。


他认为,人类的智力发展并不是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手段,而是人类在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群体中生存繁衍时接受的自然选择。根据他的理论,当原始人类开始群居,自然选择便开始偏向那些具有更高智力的个体。


因为在庞大而复杂的社群里生存,仅靠蛮力是不行的,如何在互利活动中共赢,在激烈竞争中获胜,如何识别狡诈同伴的欺骗,如何联合同伴组建大工程或是抵抗外敌,这其中需要的智慧,远比猎到一只兔子要高级得多。


“牛娃”进化论


“上小学前,识字500个,看图说话编故事,数学要会20内加减法,英语简单对话。这才是精英小学的入门标准。”林玉感叹,传说中的“牛娃”之路,睿睿才刚刚开始。“有时候我觉得,孩子太累,也是很羡慕美国的素质教育。” 


张媛苦笑一下,全天下家长都一样,即使在美国,“牛娃”的拼搏之路也不简单。因为提倡个性化教学方案,大部分州政府都会挑选3%左右天资优秀、智力超前的孩子,特别设立从5岁开始的“资优项目”,提供比正常课业更超前、更多一些的教学内容。


“因为资优班的选拔考试在4岁时进行,我认识的朋友家,为了考上这个项目,把三岁的孩子送去补习班加强训练,做逻辑推理题目。”张媛说,华裔尤其热衷于入读资优班教育,华人孩子入读资优班的比例往往超过10%,高出平均水平数倍。


无论有没有用,林玉对睿睿的智力培养,从睿睿还是个胚胎的时候就开始了。从莫扎特的胎教音乐,到新生儿“闪卡”,大量的绘本图书,英语学习的软件应用……一个都没落下。


“谁让你在牛娃林立的海淀呢?你和睿爸这样的双博士家长首先就把起点拉高了。”张媛说。


不管坊间流传多少所谓开发智力的游戏方法和促进大脑发育的保健品,决定一个人智力水平的多重因素中,遗传的影响是最大的。有研究发现,即使是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其智力发展都是高度相关的。一项针对被收养儿童的研究显示,与养父母相比,被收养的孩子的智力水平与他们的亲生父母更加相关。


但遗传因素也并不是决定性的。经过影响干预,高度遗传性的性状也有可能会改变。一些针对性的训练会提高智力,尤其是使用标准测试评判出的“智力”。


现代社会用标准测试来评判人类个体智力,得出他的“智商”——这个词,最早在20世纪初期由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特恩提出。当时,对于一个人的智力评价,是测得其“智力年龄”后,除以他(她)的实际年龄,再乘以一百,得到的数字越高,显示他(她)的智力越超前和优越。智力年龄的说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人一生中的智力水平并非一直线性上升。



现代的测试,则是以大量人群的平均水平作为参照,设定100为智商的中位数,约有三分之二人的智商处于85至115之间,仅有大约2%的人智商超过130,另有约2%低于70。


在遗传之外,也有不少影响智力水平的因素。有研究发现,在个体层面,智商分数并不由其阶层地位所决定,穷人家也可以出聪明孩子。但大规模统计中,群体的智力水平还是与该群体所处的社会经济状态正相关,营养、教育等因素,在群体智力水平的发展方面还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想见,在不同国家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群体之间,平均智商的分数都会有显著的不同,而对标准智力测试本身的争议也远未结束。


会算数、拼搭积木,乃至于可以做标准测试题目中的类比、分类、推断数列、递推推理等题目,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一个人的智力?


美国休斯顿大学教授伊莲娜·格里戈连科曾在一项对于肯尼亚儿童的研究中指出,在衡量西方教育体系之外成长的儿童的智力发展时,西方通用的智力测试并不灵敏。在当地,最聪明的孩子擅长的并不是列举数列,而是在野外分辨出有药效的植物,用于防治寄生虫病。在学业成绩并不受重视的文化中,聪明的孩子可能会花更多的精力学习实践性的技能。


睿睿还差两个月出生时,林玉和丈夫将所有的积蓄投资在一套小房子上,这一举动几乎决定了他前十几年人生的生活轨迹。睿睿将会在北京西北部接受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这个区域聚集了中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而张媛还是没想好,等Emma到了上学的年龄,是继续在大城市“拼娃”还是和丈夫回到美国老家,让Emma和她的几个表亲一样,在德克萨斯州的农场长大,不用去补习班,但能学会挖蚯蚓和骑马。


无论怎样,这两个孩子都是这个星球上最智慧的生命中的两个独特个体,他们的智慧伴随着自然演化和人类文明的无数个必然和巧合,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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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个月”系列文章希望告诉你人一生中头三年中的关键能力,而这些能力,在人类演化的长河中,是怎样发展出来的。下一篇会是关于语言。 


关于作者

崔筝,互联网从业者,自由撰稿人。她曾从业新闻媒体多年,先后于就职于英国《卫报》和财新传媒,报道科技、环境、健康、气候变化等领域。


译名对照表


路易斯·瑟斯顿  Louis L. Thurstone

霍华德·加德纳  Howard Gardner

罗伯特·斯特恩伯格  Robert Sternberg

让·皮亚杰  Jean Piaget

列弗·维果茨基  Lev Vygotsky

鲁文·福伊尔斯坦  Reuven Feuerstein

罗宾·邓巴  Robin Dunbar

资优项目  Gifted and Talented Program

威廉·斯特恩  William Stern

伊莲娜·格里戈连科  Elena Grigorenko


制版编辑: 饮水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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