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曾主政的市迎来新市长,上任第一天,他这样说!

决策杂志 2018-01-10

1月9日下午,安徽省铜陵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胡启生当选为新一届铜陵市人民政府市长。选举结束后,胡启生接受了《铜陵日报》专访,就当选感受、新一届政府履职等谈了自己的想法。


01  说当选感受


当记者问起当选市长后有何感受时,胡启生动情地说,衷心感谢各位代表和170万铜陵人民对我的信任与支持,给了我一个为铜陵发展尽责、为铜陵人民服务的宝贵机会。


市长不仅是一个职务,更是一个承载着全市人民信任与期望的岗位,我定当视信任为责任,视责任为使命,视使命为生命,矢志不渝,夙夜在公,为推动铜陵发展倾注我全部心力,做一个无愧于新时代,无愧于铜陵人民的实干家。


02  谈履职思路


谈到今后政府工作,胡启生表示,责重如山,惟勤惟行。当前,铜陵站上了转型跨越的新方位,迎来了建设现代化幸福美丽新铜陵的新征程。新时代,新使命,新作为。


新一届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围绕市委确定的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对标本届人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好落实。


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当好政府班子抓发展的“带头人”,当好落实市委决策的“施工队队长”,凝聚各方力量,高举发展大旗,扛起发展责任,担当发展先锋,立大志、担大任、吃大苦、创大业,殚精竭虑谋发展,汗流浃背抓落实,壮大铜陵发展实力,提升铜陵发展质量,树立铜陵发展品牌,奋力开辟铜陵发展的新境界。


我们将发扬传承好铜陵优秀的改革创新基因,以壮士断腕、一往无前的决心,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魄力,将改革进行到底,将铜陵经验发扬光大,努力把探索变成标杆,把试点做成示范,打造更多引领性的铜陵样板。


03  论民生情怀


胡启生讲到,我出生于农民家庭,与群众有着天然的感情。扎根人民、服务群众是我的宗旨,改善民生、多谋福祉是政府的天职。


我将树牢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时刻把全市人民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积淀多少真情”为价值取向,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从全市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起,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围绕“七有”领域,全力抓好保基本、兜底线、普惠性民生建设,多办一些市民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民生实事。


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强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建设“善治”铜陵,让铜陵人民一天比一天过得称心、过得开心、过得舒心,一年比一年更为殷实、更加安康、更有尊严。


04  讲自身建设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胡启生坚定地说,我将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筑牢法律防线,把握交友红线,夯实道德底线,干净做事,清白做人,始终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打造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放眼未来,胡启生满怀信心地说,新铜陵正值风华正茂,新发展当立时代潮头。诺贵在践,行胜于言,我一定与全市人民一道,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撸起袖子加油干,甩开膀子拼命干,拼搏到无能为力,努力到感动自己。


胡启生表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政府的答卷做得好不好,要让群众来评议。欢迎社会各界、新闻媒体来监督和支持政府的工作。谢谢大家!


铜陵



深一度:


胡启生说,将发扬传承好铜陵优秀的改革创新基因,将改革进行到底,将铜陵经验发扬光大,努力把探索变成标杆,把试点做成示范,打造更多引领性的铜陵样板。“改革创新基因”是铜陵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26年前,《铜陵日报》发表《醒来,铜陵》的4000字长文,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这在铜陵发展史上刻下深深的烙印。此后的20多年来,铜陵一直坚持在思想解放中加快发展。《决策》杂志曾发表专门文章,对铜陵市“从醒来到起来再到崛起”的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今天特刊发此文。

让铜陵“醒来”的汪洋,于1988年-1992年期间,任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一座城市的三次思想解放

贺海峰


大江东去,遇铜陵,辗转洪波朝北向,遂有李白放歌“我爱铜官山,千年未拟还”。


历史也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铜陵在新时期孕育的解放思想、革故鼎新的独特气质,正是这条长河中的一道壮美激流。1991年11月14日,铜陵市决策层借助《铜陵报》,策划推出了《醒来,铜陵!》等政论文章,疾呼“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此举一度震动海内外,而《醒来,铜陵!》随后也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成为铜陵最为耀眼的一张城市名片。


思想解放从来不会一劳永逸,1998年、2008年,铜陵又先后发起了《起来,铜陵!》大讨论、《崛起,铜陵!》大讨论,剔肤指骨、直抵要害。


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多次指出:“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深度、开放的力度、崛起的速度。”从“醒来”到“起来”再到“崛起”,铜陵的三次思想解放实践,为这句话作出了生动注解。


1991:醒来,铜陵!


“铜陵这块土地太板结了,要松动松动。”1991年,时任铜陵市委书记孙树兴如是说。


这一年5月,在传达学习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时,铜陵市决策层感慨:回顾过去的10年,成绩当然是明摆着的,然而,1990年与1985年相比,全市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值增长31.9%,但销售收入利税率却下降2.85%,资金利税率下降2.28%……高速度为什么没有带来高效益?为什么铜陵凡事都比外地慢半拍?为什么人们办事效率差、精神不振作,缺乏沿海地区和山东那样的强旋律、快节奏?全市大小街道,为什么就找不到一块像样的广告牌?


时任铜陵市长汪洋主动提出:“看来要组织一场讨论活动,把大家的思想激活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时年36岁的汪洋,思维超前,作风果敢。在他的倡议下,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开展一次以“理思路、抓落实、奔小康”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大讨论。


随后,汪洋专门从市直机关抽调人员,组成了一个精干的策划写作班子,以备必要的时候在《铜陵报》上发表系列社论,“刺激一下,试探一下”。他指定市政府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姚焕文起草第一篇,“开篇之作,要求很高、难度很大,要一炮打响”,“要有深刻的思想、鲜明的观点、翔实的材料、有力的论证,文风要泼辣,文笔要犀利”。


“为了消除我的顾虑,汪洋市长特别交代我放开胆子写,不要怕,有问题他负责。”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姚焕文对汪洋的过人胆识钦佩不已。


9月25日,铜陵市以“万人大会”的形式,正式揭开大讨论的序幕。随后,市领导分头展开调研。调研中,他们发现,相当一些官员不是把大讨论的重点放在破除陈旧的观念上,而是急于上项目、争投资,还有一些班子护短遮丑,不敢一针见血。


汪洋主张:“对旧思想要冲一冲!”经过反复酝酿,铜陵市委、市政府决心抛出《醒来,铜陵!》这篇揭短亮丑的文章,利用现代化舆论工具,给大讨论缺少波澜的湖面掷去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


当时,有人预先翻看了文章初稿,认为有政治风险,不能发,但汪洋的态度却异常坚决:“不过我认为还是要发。”


11月14日,三易其稿、署名“龚声”的4000多字长文《醒来,铜陵!》,赫然刊登在《铜陵报》的头版头条,市电台、电视台也相继播发。


——文章第一次把铜陵10年来的成绩、特别是经济效益低下的数据和盘托出;


——文章第一次把铜陵的短处亮出与沿江三市作比较,躬身自问:“为什么同处一江景不同?”


——文章挥起理性的解剖刀,从大量事例入手,对多年积淀在铜陵人身上的计划经济意识,进行了无情的解剖;


——文章最后深情地呼唤:“改革大潮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再躺在产品经济上酣睡了。环顾神州,时不待人:沿海经济上去了,山东经济上去了,省内各地市也在你追我赶。每个有志的铜陵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怎样才能无愧于脚下这块浸满烈士鲜血的土地?!”


今天我们读着这些话,已经耳熟能详不新鲜了。可在姓“资”姓“社”激烈交锋的1991年,这些话却是十分刺耳的。


《醒来,铜陵!》一文发表的前夜,《铜陵日报》现任总编刘宇飞受命熬了一个通宵,对文章进行精心编辑。他告诉《决策》,文章发表后的数天里,编辑部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一种意见认为,此文敢于揭短亮丑,振聋发聩;另一种意见说,“大棒朝下打”,未免不公。


11月15日、18日,《铜陵报》分别召开全市部分厂矿长(经理)座谈会、市政府部分成员单位负责人座谈会。大家都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头”,于是纷纷大胆直言,针砭流弊,陈献良策,各抒心迹:“搞好大中型企业不是一句话。讲起来,这也支持,那也支持,但需要支持的时候,他离你很远”;“领导工作没干好,官照当,钱照拿,这样的政策不利于改革开放”……


与此同时,大量来稿涌到编辑部。其中有指出铜陵问题症结的,诘问:“为什么常败‘将军’常挂‘帅’?”有忧心呼唤的:“再不能贻误战机了!”还有的建言:“给出头的‘椽子’撑好‘伞’”,“解放思想请自新闻单位始”,“帮企业丢掉‘铁拐杖’”……有一封来信直接点名批评汪洋等市领导,汪洋闻讯连夜调看文章,感慨万千:“多好的市民啊,没有对铜陵的热爱之情,不出自对铜陵事业的关心,是写不出来的,也不会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和心思的。”


紧接着,市委、市政府分别召开务虚会,就自身的工作进一步找差距、刨病根。“这场讨论,既唤醒了群众,也唤醒了领导自己。”汪洋告诉记者。


就在《铜陵报》接连推出《敢问路在何方》、《与繁昌比一比,如何》、《走出“资源优势”的误区》、《重振雄风待科技》等“重磅炸弹”之时,《经济日报》开始以异乎寻常的高调姿态转载《醒来,铜陵!》一文,并连续发表题为《醒来,不只是铜陵》的成组报道和4篇评论员文章,一夜之间将铜陵的大讨论推向全国。


1992年1月10日,《经济日报》约请铜陵、马鞍山、芜湖、安庆等沿江4市代表座谈。马鞍山市副市长谢志平说:“这几年马鞍山优势讲多了,劣势讲少了,而忽视了优势后面往往有劣势制约着。我们市委、市政府决定,要借铜陵这把火,烧烧我们自己。”


其后,辽宁省省长岳歧峰批示,“希望辽宁各级干部都能像铜陵那样拿出勇气和魄力,重新审视自己”;江西省省长吴官正要求江西干部学习铜陵,“从计划经济思维定势中走出来”。《经济日报》继续刊发《“西安不安了”》等文章;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则大声疾呼:铜陵“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主题,对整个安徽乃至整个华东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了共同的命题。


不过,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一些领导对此仍持观望态度。在“左”的东西依然干扰视听的关键时刻,3月25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力挺铜陵:“铜陵讨论改革开放,要解放思想,我赞成。大家要从小农经济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从过去计划经济僵硬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还要从封建残余思想中解放出来,大力发展经济。”


不久,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发表。至此,铜陵的大讨论因为完全契合时宜而放射出独特的时代光芒。


“重新审视自己,铜陵打了头炮,但我想说,莫道君‘醒’早,更需早起人。”汪洋认为,对大讨论,铜陵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无论如何不能估价过高,思想解放是做好工作的先导,做好工作才是思想解放的目的。


1992年1月14日,《经济日报》总编范敬宜也发表署名文章《“醒来”和“起来”》,他单刀直入地发问:“唤醒也好,自醒也好,醒来之后最要紧的是起来。醒而不起,与睡何异?”


很快,铜陵的大讨论由虚转实,一场旨在彻底打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思想、砸破“三铁”体制的全面改革启动。


汪洋首先从住房制度改革切入,一口气推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而当地官员和群众也被他激情四溢的改革决心所感染、带动,开始从冷眼旁观转为积极投入。之后,用工制度、干部管理、机构设置、国有企业等先后被列入改革计划,改革被迅速推向高潮,铜陵沸腾了。


“拟定方案,难得出奇;启动实施,顺得意外。”汪洋这样评价此次改革。

1992年8月,他离开铜陵,担任安徽省计委主任、省长助理;1993年年初,年仅38岁的汪洋升任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此时的铜陵,已经成为安徽改革的“领头羊”、全省极具发展潜力的城市。


1998:起来,铜陵!


铜陵的第二次“起来”,是在1998年。


当时,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铜陵经济陷入了低谷: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下岗待业职工增多,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在全省17个地市中,铜陵的位次一跌再跌。反观芜、马、宜等沿江城市,则个个生龙活虎。


铜陵国企体质的孱弱,由此暴露无遗。而此前“醒来,铜陵”大讨论形成的一系列好思路、好举措,大多墙内开花墙外香。例如1994年,国有私营在铜陵市形成高潮,湖北、浙江等地纷纷借鉴铜陵经验。然而到了1995年,铜陵此项改革却开始降温,最后甚至销声匿迹,原先按这一模式改革的企业,又相继退回到承包经营或国有经营。


于是有人揶揄说,铜陵的思想解放真有点像“半夜鸡叫”——醒得最早,把人家都叫醒之后,自己却又蒙头大睡。“半夜鸡叫”现象,让铜陵市决策层异常震惊。


1998年5月,一场名为“学理论转变观念,理思路加快发展”的大讨论拉开序幕。与《醒来,铜陵!》不同,当年发表在《铜陵日报》上的《起来,铜陵!》一文,俨然是一道命题作文。


文章署名为“正言”,执笔者是铜陵市委政研室主任助理汪春跃。接到任务时,他正在西湖镇挂职,回家一气呵成写出初稿,整整用了32页稿纸,“大讨论的目的在于重新审视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努力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樊篱。”


紧随其后,铜陵开启了安徽资本运作的先河。安徽铜都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铜产业第一股和安徽电子工业第一股。由此肇始,铜陵6家上市公司组成的“铜陵板块”异军突起,令人瞩目。


  2008:崛起,铜陵!


10年,一转眼。


2008年1月,铜陵一些有识之士再次陷入沉思:20年前,铜陵与马鞍山、芜湖相差无几,为什么现在被他们远远甩在身后?长江中游的九江、鄂州、黄石、宜昌、岳阳,区位、资源等并不比铜陵优越,为什么也能够后势先发、超越于铜陵之上呢?在安徽省政府的政策布局中,铜陵已被撇在“芜马同城化”之外,接下来会不会被“边缘化”?


刚刚履新铜陵市委书记一职的姚玉舟,旋即谋划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曾担任马鞍山市市长多年的姚玉舟,对铜陵的市情早已了然于胸。2月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视察铜陵,她高兴地说:从“醒来”到“起来”再到“崛起”,你们这一轮大讨论就叫“崛起,铜陵”吧!


而此时,在铜陵投资已有7年之久的台商王文璋,却决意前往江苏盐城另谋发展。原来,由于土地问题迟迟没有解决,他的公司至今仍在租赁别人的地皮,用水、用电都由租赁方提供,仅此两项,王文璋一年就要多支付300万元。他摇头叹息:“我不知道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何时会被收回。跟其他地区相比,铜陵这两年落后了,关键是思想太保守、观念太陈旧,特别呆板。”


“这个样本值得解读!”铜陵市决策层获知此事后十分惊讶,“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有的事情别的地方已经干得热火朝天,而我们还在等待观望、坐失良机?”3月26日,铜陵启动了以“观念大转变、改革大突破、全民大招商、环境大整治”为主题的大讨论活动。


随后,市委、市政府就全市投资环境进行暗访与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少数职能部门政出多门、朝令夕改、胡乱收费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企业为了办到营业执照,竟然盖了近40个公章。


5月13日,《铜陵日报》重磅推出《崛起,铜陵!》一文,其锋芒直指铜陵存在的“四大病症”:资源依赖症、创新乏力症、改革犹豫症、城市侏儒症。文章语气急切:“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倘若捂病护短、讳疾忌医,那就不是实事求是、自爱自强的态度,当为热爱并寄希望于铜陵者所不取!


同时,一场涉及行政审批制度、党政机构调整、投融资体制、国有企业、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的改革攻坚战在铜陵全面打响,并迅速取得成效。“现在,市政府大楼许多办公室的灯要亮到深夜,干部都已养成一个习惯:白天做不完的工作晚上做,办公室做不完的工作回家做。”铜陵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告诉《决策》,“公务员的日子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优哉游哉了”。


而原本打算一走了之的王文璋信心大增,不仅打消了到盐城投资的念头,还准备把其在宁波的一部分业务搬到铜陵来经营。


按照铜陵市委、市政府的设想,到2012年,铜陵将在安徽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尽管还未到开启香槟的那一刻,但阻碍铜陵崛起的深层次思想禁锢已然冲破。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一个肌体强健、活力迸射的铜陵正信步朝我们走来。


-- End --


来源:铜陵日报、《决策》杂志

编辑:纪海涛 / 审稿:王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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