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鲁明军|当代艺术如何讲述边疆与地缘故事?

城市中国 城市中国杂志 2018-01-13

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美国单极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围绕边疆、族群、地缘政治展开的冲突也在加剧,民族国家体系面临各种危机,全球化时代也正朝更为复杂、动荡的后全球化时代过渡。民族、宗教、边疆、身份认同等也成为各界反复探讨的话题。

 


在这一背景下,OCAT上海馆于2017年12月30日起荣幸呈现展览“疆域—地缘的拓扑”。该展览为OCAT上海馆年度青年艺术家项目,同时也是OCAT上海馆开馆五周年特别展览,由鲁明军先生担任策划。此次展览共邀请三十余位知名当代艺术家,他们以录像、装置、表演、摄影、文献等丰富的艺术语言引发一场关于地缘政治的艺术思考。从蔡国强、庄辉、刘小东等50后60后,到蒲仪伟、杨圆圆、沈莘等80后90后,展览呈现了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家面对主题时语言、思维与呈现方式的差异。哲学家赵汀阳作品的加入,也意味着艺术表达打破边疆的尝试。

 

▲ “疆域—地缘的拓扑”开幕现场,OCAT理事长、深圳总馆馆长栾倩(中)、OCAT上海馆执行馆长张培力(左三)、策展人鲁明军(右二)及前来参加开幕式的嘉宾合影。

 

▲ 鲁明军(右五)向嘉宾和观众介绍展览作品

 

1993年,蔡国强在嘉峪关实施的爆炸行为“延长万里长城一万米:为外星人做的计划第10号”,成为鲁明军思考疆域问题的一大缘起。他在策展人语中认为,迄今似乎尚未有人意识到这一行为中的火药、长城以及嘉峪关这三个要素之间还潜在着一部关于疆域、历史及地缘政治的叙事。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边境(boundary)的是,作为边疆(frontier)的长城原本就是天下的产物。而历史上的中国在进入由民族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前,并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蔡国强的这一行为看作是这一过渡地带的延伸,甚至可以想象为“边疆中国”的一个隐喻。

 

带着对边疆问题的思考与对艺术家实践的追踪,鲁明军在行走与阅读中也不断丰富对这一主题的文本书写。2017年11月,他的写作提案《疆域之眼:当代艺术的地缘实践与后全球化政治》获得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第六届评论奖。之后,提案文本经过再组织最终落实为此次的展览。


  展览现场


▲ 开幕式讲座

 

艺术家们试图从“边疆、边境、边界”等蕴含过渡意义的词汇中去展开不同维度的地缘思考和实践,从而获得重新审视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个人经验。这些具象化的实践既可以被看作一种政治行动,也可以反身指向艺术语言的一种歧变。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和曲折,其中涌现的荒诞与野蛮,以及不可忽略的理性与审慎。展览力图从艺术实践本身,催生出一种的新的结构与叙事,得以开启我们对于边界、边疆、地缘政治及其之间多重关系的认知,并引导我们积极地切入并参与这一残酷的、充满暴力的现实进程中,诉诸新的艺术-政治感知与想象。

 

展览期间,鲁明军接受了《城市中国》专访,谈谈他对于本次策展的心得,以及对于边疆、艺术实践、全球化与后全球化的看法。

 

鲁明军

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近年策划的展览有《触知区》(2015,广州)、《解放的皮肤》(2016,武汉)、《力的能见度》(2017,上海)、《灵光化合物》(2017,北京)等。近著有《自觉的歧途:1999年的三个当代艺术展览/计划及其之后》(2017,即出)、《目光的诗学:视觉文化、艺术史与当代》(2017,即出)。


Q=城市中国  

A=鲁明军


Q:怎么想到做这样一个主题的展览?

 

A:2013年底的时候,我在甘肃河西学院参加过一次讨论会,主题是“全球化、民族国家建设与现代城市”。我是被我们学校历史系的韦兵、王东杰老师拉去的,当时与会的还有纳日碧力戈、谢继胜、黄达远、袁剑、张亚辉等老师,他们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外行的我最初其实是想去旅游。不过还是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发言,题目是上世纪40年代关山月在西北边疆的写生,没想到后来成了展览内容之一。我记得当时,他们就曾预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民族、宗教是全球化最致命的问题。几年过去了,发现各个领域都在谈宗教、民族、疆域等,再加上“一带一路”,这些话题都集中在一起。包括近两年整个欧美政治的右转,这些问题似乎又卷土重来。 

 

2017年9月,我去了趟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也顺道去了巴勒斯坦,对于边界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当时去的时候还比较安全,估计现在是不敢去了。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准备这个展览,一方面读书补课。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的“边疆中国”的那套书,包括刘晓原的《边疆中国》,米华健的《嘉峪关外》,王柯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消失的“国民”》等,当然还有拉铁摩尔的《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狄宇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以及姚大力、葛兆光、王明珂等老师的书。

 

▲ 朱昱 《为联合国成员国所作的192个方案》之黎巴嫩,2006,方案,21×29.7 cm 每件,共九件

 

与此同时,我也在收集相关主题的艺术作品,联系艺术家要一些资料。整个展览的框架就是在阅读和梳理艺术家资料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中间,我发现很多艺术家都在做,包括国外也在做一些类似的展览。当时就在想,为什么这么多艺术家同时在做同一类作品?也许,这也正应了几年前的预言,它不仅是中国,也是当下全世界最敏感的问题,从而迫使艺术家们不得不回应它。

 

于是,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些作品集合起来做个展览,而且当时就已经在准备写文章。八月份的时候,OCAT上海馆馆长张培力老师找我做一个青年艺术家的展览,经过沟通,决定就做这个展览。后来,这个提案还获得了第六届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奖(CCAA)。目前这个展览基本就是按文章结构布置的。

 

这次展览有一个时间的跨度,也是希望把一些历史问题带出来,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直面当下问题的展览。比如边疆,它本身就是个历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所以,怎样有效地将它们组织起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难题,比如边境、边疆、全球化流动三个结构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一开始其实想得不是太清楚,但到今天,已经非常清晰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共同指向当下的全球化困境,因此也可以定义为“后全球化政治”。

 


Q:展览的副标题是“地缘的拓扑”,但英文翻译成了“后全球化政治的重估”,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A:最早直翻的时候,觉得太中式了,担心外国人看不懂,所以还是按意译来翻。“后全球化政治的重估”是一个朋友帮忙翻的,虽然笼统一点,但能准确地表达我的意思。王东杰老师觉得疆域frontier有扩张、入侵的意思,建议用boundary,因为可以来回移动。但最后还是用了frontier,一是考虑到边界的展览很多了,但边疆似乎还是第一次被引介到当代艺术里。二是“当代”本身的意涵和frontier更契合,都带有前卫的色彩。三是感觉boundary还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而frontier则是流动的,变化的,里面还有一种未知感和可能性。所以,这个展览题目实际上是综合考虑的结果。

 


Q: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用后全球化这一概念?

 

A: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关于全球化的所有美好的想象都已经幻灭了。应该说,“9·11”恐怖袭击加速了全球化向后全球化的转变。在此之前,比如90年代的左右之争就已经提出过质疑和批判。今天,问题变得更为尖锐和复杂,比如民族分离运动、宗教战争,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都构成了不同维度的反全球化力量。另如中东问题,它一方面是全球化引发的,但另一方面,它又产生了和全球化截然相反的结果。可以说,正是全球化自身带来了反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反全球化本身成了主流。当然,就像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关系一样,后全球化也没有完全脱离全球化。

 

▲ 许家维,回莫村(截图),2012,单屏录像装置,8分20秒

许家维的录像和装置构建起关于亚洲地理、历史与文化领域的敏感视觉叙事,在密集而复杂的多重文化与历史中,艺术家揭示了现代人的生活是如何被根本转变的。《回莫村》讲述的是泰缅边境被遗弃的军队所面临的多重文化的交错,以及不被认可的尴尬身份。生活在历史幽魂中的人们,最终产生的是常人所不具有的歧义性。艺术家惯有的拍摄手法在本作品中仍在延续。从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到由孤儿们组成的拍摄团队,艺术家站在更为后方的位置,观察着这一切。


▲ 沈莘,形态脱逃:序,2016,单屏影像,36分

由CHISENHALE画廊委托创作,事件邀请了3位伦敦本地的藏传佛教徒,他们包括德意志银行总监,初创顾问以及俄罗斯籍英文老师。通过3位的表演和3个独立影像,事件探索资本主义和权利的关系网络中生产出的痛苦,特指物化,剥削和挪用三种痛苦。

 

这次展览都是针对今天的全球化变局的。无论是关于边境,还是边疆,抑或全球化流动(即沈莘所谓的“后国籍”),都是为了松动、穿越和延伸今天我们对于民族国家和全球地缘政治的体认和想象。

 


Q:您觉得在后全球化时代,边疆或者边境给我们的印象是更清晰还是更模糊了?

 

A:边疆和边界的区别在于,边疆是没有明确边界的。古代中国没有明确的边界,所谓朝贡体系就是以中原为中心、依靠礼仪或某种价值观建立起来的一套与周边的关系和秩序。民族国家的概念进入中国跟欧洲殖民运动有关,欧洲国家通过殖民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逐渐逼近中国,迫使中国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 海洋和陆地的边界危机几乎同时出现。虽然早在17世纪晚期清王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议界条约》的时候已经明确了边界,但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有学者研究指出,现代中国是帝国与民族国家重叠的构成。当然,今天来看,它的主体肯定是民族国家。

 

全球化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它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另一方面,它原本就是一个大同的想象。问题是,随着民族分离运动、宗教冲突与国家间的利益之争愈演愈烈,这样一套大同想象早就破灭了。而边疆本身就带有扩张的意味,也可以说它就是帝国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民族国家的自觉,还是从美国作为帝国的扩张,抑或是从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而言,边境和边疆问题愈加突出,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Q:边疆也有很多城市,或大或小,我们在讨论边疆问题的时候怎么讨论这些城市?

 

A:这倒是一个没有考虑到的话题。虽然没有单独作为一个议题,但我想一些作品中已经有所涉及,比如庄辉、旦儿的《玉门人家照相馆》,还有刘雨佳的《黑色海洋》,含括了玉门、克拉玛依这些油田城市在工业化变迁中的建设与遗留。还有像杨圆圆的《大连幻景》,不仅和殖民史、殖民经验有关,也涉及到这样一个东北沿海城市的现代变迁。


▲ 刘雨佳,黑色海洋(截图),2016,单频电影,彩色,有声,38分35秒

刘雨佳在新疆克拉玛依呆了一个月去拍《黑色海洋》,他对那个地方最深的体验是一种在时间感上的对立与分裂。一方面那里的风景与地貌让人感到时间具有非常缓慢的累积性特征,甚至是完全停滞的。但同时又会看到在这一片风景里,磕头机日复一日的重复运动,工人每天都在机械的忙碌,接送工人的班车一到准点就会结队在公路上行使,所以时间似乎又发生了变化,变得分秒必争,跟高效、巨大的经济利益挂靠在一起。


▲ 杨圆圆,《海平线》(选自《大连幻景》系列),2017,收藏级微喷摄影,150×60cm

 《大连幻景》以大连近代史为背景,在展览与书两种媒介中,以图像与文本互文的形式勾勒一场以城市为舞台背景的“戏剧”。项目意图围绕多个话题展开探讨:战争与殖民史的复杂性,历史书写的真实与虚构,城市空间在不同时期其功能与属性的转变等等。在《大连幻景》中,城市的时空边界变得模糊,在多个异乡人如梦幻泡影般的独白中,隐隐回荡着一个跨越百年的无解疑问——“何为故乡?”

 


Q:如何看待今天“一带一路”的尝试?

 

A:“一带一路”到底是帝国式扩张,还是共同体的构想,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的确打破了一直以来美国对于亚洲、东亚政治、经济的干涉和控制,是平衡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战略。从艺术的角度看,其实在以往的思考、实践与行动中,无论是(反,或去)后殖民,还是亚洲叙事,都忽略了中亚、中东这条连接中国与西方的路线,比如亚洲叙事,大多时候还是限于东亚与东南亚,但实际上自古至今,中亚、中东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线。今天来看,我认为它至少打开了一个重新审视与西方关系的角度和路径。由此再看徐冰的《何处惹尘埃》(2004)、徐震在纽约James Cohan画廊的《中东展》(2009)、陶辉《德黑兰的黄昏》(2014)等作品和展览,可能需要重新解释。

 

比如2009年徐震的“没顶公司”(MadeIn)策划的“看见自己的眼睛—中东当代艺术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展览,在纽约詹姆斯·科恩画廊展出。当时美国人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人跑美国来做一个中东展。还有宋冬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做的《砸碎镜子的界限》,他在欧亚边界线的一个地方放一块双面镜,分别对向亚洲和欧洲,现场有摄像机记录,他的行为就是砸碎镜子。展览展示的时候中间再放面镜子,投影打到镜子上再反射到对面墙上,意味着边界的错乱。这里的镜子,其实也是墙的概念。


▲ 宋冬《砸碎镜子的界限》(图片/artron.net)

 

卢杰策划“长征计划”之前,有一本书对他影响很大,就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而这本书就是托洛茨基被流放至伊斯坦布尔后完成的。托洛茨基的史料源于和刘仁静(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谈话,刘在苏联留学的时候便很崇尚托派,后来只身前往伊斯坦布尔拜访了托洛茨基。卢杰当时看了以后很激动,也成了“长征计划”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实际上,当年长征就是沿着边疆路线走的。卢杰的“长征计划”当时应对的就是全球化,这样一种视角、方式和当时的后殖民思潮还是不太一样。但至于这些历史问题和当代艺术实践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我还在思考。


▲ “长征—— 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 全程地图。1999年策划、2002年起在中国实施至今的"长征计划"是一个由卢杰和邱志杰策划的综合多平台的国际艺术计划,在重走长征路的行程中进行一系列视觉创作和展示,是历史、政治、地理、艺术语境之间互动的过程。(图片/art-ba-ba.com)


 

Q:展览中也看到很多关键词,比如时间的边界、语言的边界。

 

A:对,除了这些,还有气味的边界、气候的边界、声音的边界等感知的边界,讲座中会涉及到货币的边界,它们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呈现在展览中。从非常具体的边界,到不可见的边界,意味着边界无处不在。因此,不要觉得获得了一个“国际身份”,拿着几个国家的护照就没有边界,可以到任何地方,其实护照就是边界,甚至你的肤色就已经构成了边界。上回卢杰就告诉我说,他去过很多国家,但是没去以色列,因为只要去了以色列,就别想再去中东、中亚那些国家。所以,个人身份边界与全球地缘政治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 刘辛夷,信心国民,2016,木框、亚麻布、丙烯,300×211×5.2cm

 “信心国民”放大自美国护照的正面外观。在其单元构成的基础上替换了欧盟、俄罗斯、中国的符号性元素,“合众为一”,通过绘画的要素,重整为一份“信心合众国”的通关文牒。


▲ 陈界仁,帝国边界 I,2008-2009,单频道录,26分50秒,循环播放

作品由两个段落组成,第一段是台湾人申办赴美非移民签证时,遭AIT面谈官,以粗暴言词与莫名理由拒签的八个典型案例;第二段则呈现八位嫁给台湾人的中国大陆配偶入境台湾时,从机场的面谈制度开始面对台湾“移民署”各种严苛审查和被歧视的经验。借由这两组案例的对照,《帝国边界I》折射出在全球阶层化的权力结构中,强势一方所执行的边界控管政策和对弱势一方的规训与治理策略,影片同时也批判台湾当局,以同样的强势规训与治理政策,以及冷战意识形态,对待其它区域的弱势他者。

 


Q:打破边疆意味着对大同的一种想象,我们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想象一种大同?

 

A:我文章的结尾就是共同体想象,里面列举了两种。一个是“天下”,一个是“诸众”。十几年前,赵汀阳老师就提出了“天下体系”作为“世界制度”的理论构想,包括后来许纪霖老师提出所谓的“新天下主义”,其实都是为了回应由民族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与之相对的是由哈特、奈格里因应这一全球化的变局提出的“诸众共同体”。两位作者指出,诸众是一种奇异性(singularity)的集合,它是由贫穷和爱在共同性的生产过程中构成的。这同样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叙事,但和“天下”一样,都是一种理论建构,都无法有效应对当下残酷的族群-宗教冲突和利益-价值之争。当然,还有一重挑战就是人工智能,或许人机边界才是未来真正的危机。但其实,康有为在《大同书》里面,已经讨论了宇宙的大同,我文章引用了格罗伊斯一句话,他说太空可能是人类最后的边疆。


▲ 赵汀阳,我的边疆,2011,纸本素描,19.8×14.8cm

赵汀阳提示我们,清晰的边界意味着一种个人主权的形成,这与民族国家的主权建构是同构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产物。不解的是,画面上书写的是“我的边疆”,而非“我的边界”,这既可以说是一种反思,也可以将其引向帝国与民族国家相重叠的现实。另外,也许还暗示着,我们对于世界和边疆的想象终归还是取决于自我有限的认知,因此虽说边疆没有界限,但认知本身是有边界的。


▲ 常宇晗,不列颠为中心,外海为内海,2016,唐纳德·吉尔作《电缆和无线电大圈图》印刷品,50×58cm

 


Q:我们今天在上海,从上海的视角出发看边疆是非常遥远的。当下我们在大都市面对中国的边疆和边境,还能不能构成当年拉铁摩尔等人的一种视角?

 

A:从民族国家和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度讲,其实不存在上海视角。而且,这个展览本身所针对的只是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当然,边疆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涉及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周边国家以及部分西方国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与内陆的区别所在。至于在上海如何想象边疆,若按照当年龚自珍和魏源的理论视野,海疆和陆疆是一体的,据此,在上海想象,估计和在广州、武汉、北京没什么区别。不过,拉铁摩尔的边疆叙事还是不太一样,尽管他这里的“内亚”还没有超出中国,只是限于长城内外的贸易与冲突,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它毕竟是西方殖民背景下的产物。如果这是一种视角的话,我不知道站在上海该如何审视和思考边疆,除了国家认同以外,或许只是一种异域的想象,亦或其他。

 


Q:所以这个展览是政治化的?

 

A:没错,这个展览是非常政治化的。但和以往的政治性展览不同,以往要么纯粹政治化,但基本还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框架里,不是左就是右,要么是把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本身作为一种政治。那么,这个展览到底在传递一种什么政治呢?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政治既不同于我们习见的社会参与和政治介入,也有别于以去政治化的政治为名的媒介话语,它是一个内生于中国历史和全球现实、而且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到的非常具体又很复杂的问题。

 

 

采访+编辑/宋代伦+解释 文中未注明来源图片由OCAT上海馆提供

 

策 展 人:鲁明军

 

艺 术 家: 蔡国强、常宇晗、陈界仁、陈彧凡&陈彧君、程新皓、高俊宏、郭熙&张健伶、何翔宇、洪浩、黄荣法、林科、刘辛夷、刘雨佳、刘小东、蒲英玮、沈莘、石青、陶辉、王思顺、王音、许家维、徐渠、徐震、杨嘉辉、杨圆圆、杨茂源、姚清妹、余极、张玥&包晓伟、赵汀阳、赵要、赵赵、郑国谷、周啸虎、朱昱、庄辉

 

展览时间: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3月11日

展览地点:OCAT上海馆,上海市静安区文安路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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