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饮料大变局:致命的糖 救命的甜

2018-01-13 余乐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

各国政府纷纷用税收手段压缩高糖饮料的生存空间,迫使饮料行业加快寻找新的甜味来源,一种名为甜叶菊的植物由此登上中心舞台。


《财经》记者 余乐/文 马克/编辑


斯里兰卡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Maithripala Sirisena)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向一款饮料“宣战”的国家元首。2017年11月的一天,他在一次公众演讲中不断挥舞着手里的一袋冲调式饮料,言辞激烈地历数其“罪状”。获此“特殊待遇”的饮料是一款行销全球的产品:雀巢公司出产的美禄(Milo),而罪名则是“糖放太多了”。


“我要求他们把美禄的含糖量降低到5%,否则我们就要立法控制所有饮料里的糖分。”他在讲话里说道。按照西里塞纳的说法,美禄的糖含量在2012年时是15%,到2017年为止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还上升到了16.5%,因而才成了他的“炮轰”对象。


雀巢公司对此并不服气,他们在西里塞纳的言论公布后很快就反驳称,美禄的糖含量在过去五年间已经降低了32%,而且在斯里兰卡当地的同类饮品中还是最低的。


此外,雀巢公司还在回应《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在2014年至2016年间已将全球范围内1900种产品的添加糖含量平均降低了8%,并将在2020年前再降低5%。


无论西里塞纳对雀巢的批评是否公平,斯里兰卡政府对饮料含糖量问题的重视绝非孤例。近年来,“饮料减糖”成为政治议题的趋势甚为明显。仅2017年一年,就有包括斯里兰卡、印度、法国、英国在内的近十个国家开始或决定对高糖饮料征税。

(碳酸饮料因高糖、高热量的问题近年来一直呈市场萎缩之势,其减糖的需求比其他饮料更为迫切。图/视觉中国)


就像新能源汽车加速取代燃油车一样,饮料的“低糖化”、“无糖化”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营销噱头,也不再只是企业为追求健康的消费者提供的替代选择,而是成为了全球饮料行业不可逆转的大势。谁能在减糖的道路上抢得先机,谁就有望在未来的市场中占有更多的份额。


然而,对于企业来说,“减糖”并不是生产过程中少放点糖就可以了。糖所带来的甜味是许多饮料得以畅销的基础,如果减糖意味着口感变差,消费者很快就会选择其他的产品。


为此,各国饮料企业都在加大研发力度,积极寻找在减糖的过程中保持甜度的方法。一种叫做甜叶菊的植物脱颖而出,出现在多家公司推出的新产品中。这种甜度高而又不含糖的天然甜味剂,有望在未来数年间成为全球饮料企业应对“糖税”的救命稻草。


“糖税”蔚然成风



根据2016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个人每天的糖摄入量不应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约25克以下,而一罐碳酸饮料的糖含量往往就已达到30克,超过了一天的推荐值。摄入过多糖分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已经无需多言,人们也早就知道许多饮料都存在糖含量过高的问题。


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国际饮料巨头早已认识到消费者对健康的重视,因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不断推出健怡(可口可乐)、轻怡(百事可乐)等低糖乃至无糖的替代产品。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产品在市场上始终无法真正替代“原版”产品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各国政府开始纷纷介入,希望用征税的方式逼迫高糖饮料“退位”。


2014年1月,以国民饮食习惯不健康、肥胖问题严重而“著称”的墨西哥对碳酸饮料征税1比索/升,成为全球第一个开征“糖税”的国家。短短几年间,这一新的税种已在全球蔚然成风。刚刚过去的2017年,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纷纷加入征收“糖税”的行列,还有十几个国家的征税计划已在议会讨论之中。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中国项目主任陈志钢对《财经》记者说,各国政府近年来纷纷推出“糖税”措施,主要是因为肥胖、糖尿病等与摄入糖分过多相关的健康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世界卫生组织(WHO)2016年发布了第一份《全球糖尿病人报告》,指出全球的糖尿病患者已达4亿多人,平均每11个人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这些严峻的数字促使各国政府加快了控糖措施的出台。


对于征收“糖税”的做法,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不少。支持者认为,征税有利于抑制高糖饮料的消费,从而降低国民因超重问题而引发的各种健康风险,也有利于引导企业研发更健康的产品。反对者则认为,征税会减少饮料行业的就业机会,而且也未必会达到促进健康的目的。更有激进者认为征税还不够,要给碳酸饮料贴上类似于香烟那样的“有害健康”标签才行。


在美国,目前已有旧金山、费城、西雅图等少数城市对含糖饮料征税,而这些城市征税后的结果,恰好给支持和反对双方都提供了论据。例如,加州伯克利市的含糖饮料销量显著下降,健康饮料的销量则显著上升,支持者认为这表明征税达到了目的。但是在费城,虽然市区内的含糖饮料销量也下降了不少,可是在市区之外那些不征税的地方,含糖饮料的销量却大幅上升,两者的幅度刚好差不多。批评者因此认为,征税的结果只是让消费者跑到别的地方继续去买含糖饮料而已。


陈志钢认为,糖税对贫困人口的健康促进作用比较明显。“在很多国家,肥胖问题最突出的群体就是贫困人口,他们消费这种高糖、高热量的食品比较多,而且又对价格比较敏感,所以征收糖税可以引导他们改变消费习惯。”


中国在经济和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贫困人口的肥胖问题也在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肥胖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幅高于城市地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与2002年相比,2013年中国7岁至17岁城市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上升2.4个和3.1个百分点,而农村则分别上升5.1个和3.6个百分点,均高于城市。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其中提出“积极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广泛开展以‘三减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为重点的专项行动”,但是没有对食品减糖的措施和标准做出进一步的要求。


陈志钢表示,征收糖税问题在国内还没有进入政策讨论层面,但是已经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家基本上有这么一个共识,就是必须要采取措施(控制糖摄入过多的问题)。”他说,“但是中国现在推出糖税的时机是否成熟,这还需要研究。”


他进一步解释道,是否征收糖税与国民的营养健康意识、国家整体税收制度的设计,以及税金的使用安排等问题相关。他还表示,下一步可以做一些政策实验,检验哪些政策最有利于控糖目标的实现。


饮料企业自救



糖税对饮料企业,尤其是以碳酸饮料等高糖产品为主的企业无疑会造成巨大冲击。税金的最直接体现就是饮料零售价的提高,而这将很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转而购买其他产品。因此,无论是在已经征收糖税的国家,还是尚未开征糖税的国家,饮料企业都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尽量减小政策风险。


在已经确定征收“糖税”的国家,饮料企业的反应非常迅速。英国和爱尔兰将从2018年4月开始征税,而这两个国家饮料市场上的巨头Britvic则已经提前做出了调整,宣布自己的产品中分别已有72%和69%达到了英国和爱尔兰的免税标准。印度的饮料厂商则开始在碳酸饮料中用天然果汁和果肉代替人工添加的糖分,这样就可以使纳税比例从40%降低到12%。


在还未征糖税的国家,饮料企业也没有“束手待毙”。很多公司同样积极减糖,希望减小未来“糖税”出台后对自己的影响,或者干脆减到让政府放弃征税计划为止。毕竟,自己减糖总要比被迫减糖更为有利。例如,在已有征税动议的新加坡,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雀巢等厂商为了防止政策出台,已经联合宣布将在2020年前将所有产品的含糖量降低到12%以下。


中国虽然还没有征税动议,但饮料行业已经对此有了预期,并开始“未雨绸缪”。


康师傅在回应《财经》记者采访时援引此前该公司发给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的信函,称国内企业应该“积极努力地做好前期努力,避免政策到来的被动”,康师傅在信中还明确建议国内的饮料企业“到2020年的吨产品用糖量设定为 6%以下”,并说明“设定这样的目标也可避免糖税征收问题被提上议程”。


可口可乐也在回复《财经》记者的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在中国市场除了继续销售低糖、无糖产品外,还对芬达、美汁源果粒橙等产品的配方做了升级,减少了糖的添加量,或使用更小的包装,“主攻多元化产品,齐头并进地增加各个品类里减糖、低糖、无糖产品的延伸”。


百事可乐则对《财经》记者表示,该公司在减糖问题上实行“减少、调整配方、改换包装”三管齐下的方式,其在中国市场已经于2013年和2015年分别推出了减糖25%的七喜和减糖30%的美年达橙味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