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嘉鸿︱消失的革命者:维尔纳·肖勒姆作为犹太共产主义者的一生

2018-02-02 马嘉鸿 上海书评 上海书评

《新天使》



文︱马嘉鸿



保罗·克利的《新天使》画的是一位天使,看上去正要从他入神地注视的事物旁离去。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展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发生的地方,他看到的则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翅膀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本雅明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诸多塑造了当代欧洲的思潮与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及工人运动是非常有力量的一支。当时,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人投身其中,并将其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这其中,犹太人贡献了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人数众多,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中有相当一批参与者是犹太人。他们身居高位,影响力大,如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托洛茨基、中央执委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季诺维也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 。他们的活动不仅局限于一国之中,一些人传奇的人生事迹为整个欧洲乃至全球激进主义运动贡献了精神力量,包括罗莎·卢森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鲍威尔、阿德勒,还有在崩德、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中工作、奔走于跨国的工人事业的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亨利克·埃尔利赫(Henryk Erlich)、维克托·阿尔特(Victor Alter)等。他们的身份转换复杂,譬如帕尔乌斯(Alexander Parvus)曾在1898年挑起对伯恩施坦的批判;又在1905年前后参加了俄国革命,并在思想上直接影响了托洛茨基所阐发的“不断革命论”观点;而后,在一战期间又摇身一变为军火商人,大发战争财;到了1917年,又协助列宁获得德国政府的巨额资助,从事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宣传事业。他从未效忠于任何一个特定的政党、组织、主义、国家,所有能够使用的意识形态式的理解,都无法用来解释他的人生路径。 


大部分的犹太共产主义者似乎都没承认过自己的犹太出身,相反,他们更多地强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这两个身份之间,也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犹太共产主义者这个群体似乎仅仅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具有零散的、累加性的意义。


然而, 在这个群体里,的确有人被历史的放大镜过分检审,在诸多意识形态的天平上被反复称量,在历史评价上充斥着各种定见;而另一些人,则被遗弃于历史叙事的墙角,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得以安放的所在 。对后者而言,维尔纳·肖勒姆(Werner Scholem)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维尔纳·肖勒姆在1940年7月17日在纳粹集中营被枪杀,时年四十四岁。同年9月,同为德国犹太人的瓦尔特·本雅明,在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因绝望自尽。维尔纳和本雅明只见过一面,他曾读过本雅明的著作;本雅明在一战后二十年代也曾一度严肃考虑过加入德国共产党以成为维尔纳战友的可能性。然而,当两人分别在1925年和1926年访问过莫斯科后,都对苏联幻灭失望,前者开始批判苏联(视之为state capitalism),将自己认同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而后者则愈加远离政治。



这两个人真正的交集是维尔纳·肖勒姆的弟弟——格哈德·肖勒姆(Gerhard Scholem)。格哈德是本雅明非常亲密的朋友, 亦可以说是本雅明思想进程最恰当的见证人。他曾在本雅明去世后写过一本《友谊的故事》,记录两人交往的生平,并参与整理和编纂本雅明的文集。肖勒姆兄弟俩出生于一个改宗的犹太家庭,二人早年都曾经是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哥哥后来转而加入到社会主义工人青年组织,坚定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从此,兄弟二人分道扬镳,各自用认为正确的方式为梦想中的新社会而奋斗。格哈德·肖勒姆从1923年移民到以色列后,自己更名为一个更犹太的名字格舒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 ),终其一生以犹太人自居。和哥哥维尔纳积极参与和影响政治不同的是,格哈德更是一个致力于犹太教和神学研究的书斋式的学者。正如本雅明所说,对当时反叛的一代犹太青年而言,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是仅有的选择。他们兄弟二人恰恰标定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维尔纳选择了共产主义,格哈德持犹太复国的立场。至于本雅明自己,则如同阿伦特所言,在犹太复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左右摇摆。阿伦特的解释是,这种三心二意源于本雅明苦涩的见解:即任何解决方案都将仅仅引导他走向虚假的救赎,无论这救赎的标签是莫斯科还是耶路撒冷,最终都将使他失去清醒认知世界的身处“正在倾颓的桅杆”的位置。本雅明将冰冷当做唯一的热情,退缩着看着自己周遭的一切。当我们将三个犹太知识分子不同的智识与人生选择并置,可以看到世纪之交欧洲犹太青年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的横断面。然而,和之后历史发展走向的不同关联却使他们被置于悬殊的历史对待(treatment)中。本雅明以其精深玄妙的文本及其思想方法对多学科的影响,成为时下的显学;格哈德·肖勒姆则被认为是从事卡巴拉(Kabbalah)学术研究的第一人并在以色列建国后享有殊荣;只有维尔纳·肖勒姆,在记录文字上仅仅在德国当代小说家弗兰茨·晶(Franz Jung)的小说里出现过。


为何这样一个曾热忱于革命事业二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却在历史的书写上失踪了呢?这是因为维尔纳曾在1926年被斯大林化的德国共产党开除出党,而东德对历史的理解完全受制于斯大林的官方历史叙事,德国统一党中央编译局的历史档案曾长期将维尔纳划归为“极端的宗派教条阵营”和“反党集团”;冷战背景下反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西方主流史学界也从未将“失败”的共产主义者看做值得书写的对象;即便在正统的犹太历史学界,维尔纳也仍然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完全不能和他的弟弟格哈德同日而语,因为自维尔纳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以后,一直在同犹太复国主义相对抗。以色列建国后,犹太学者的普遍倾向是将曾经走过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路线的犹太人完全排除出犹太精神文化传统之外。


德国历史学家拉尔夫·霍夫拉格(Ralf Hoffrogge)这本由Brill出版社去年夏天出版的《一名魏玛德国的犹太共产主义者:维尔纳·肖勒姆的一生》 是迄今为止有关维尔纳·肖勒姆的第一部人生传记。在这部多达六百页的厚重著作中,拉尔夫使用了维尔纳·肖勒姆女儿所保留的家族档案,维尔纳现存的书信也将首次公之于世。作者将维尔纳革命的一生放在了从第二国际到共产国际世界社会主义演进和变动的图景之中去理解;将他个人的政治处境遭遇置于党内派系斗争、左翼阵营裂变和德国国内政治的动荡中加以叙述;将作为政治家、革命者的维尔纳和作为儿子、兄长、丈夫与父亲的一个真实的人的维尔纳结合起来,还原出这位共产主义者的丰富面向;将共产主义的革命信念是如何在现实政治的不断挑战下,经历摇摆、徘徊、重新坚定并愈益激进的复杂(sophisticated)过程生动而清晰地呈现出来。


 《一名魏玛德国的犹太共产主义者:维尔纳·肖勒姆的一生》 


在苏联官方的历史叙事中,维尔纳是反党集团,是革命事业的叛徒。在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德国通史视域下,致力于促进共产主义事业国际统一战线的维尔纳则是暗通国外势力、威胁统治的肇祸者。在犹太人不懈斗争直到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国家这一犹太复国的历史上,也没有维尔纳的位置。身为“婢女”的历史恐怕只有在政治权威确定的地方才可能被照亮。吊诡的是,曾深信目的论与历史必然律的维尔纳恰恰被任何一种总体的、进步主义历史观所拒斥,以维尔纳为代表的犹太共产主义者以及他们所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无法作为一个环节被统筹和纳入到任何一种时下通行的、合于目的与意义的叙事,反而凋敝于历史之风的断壁残垣之中。


那么,拉尔夫是如何将隐匿于诸多历史叙事背后的维尔纳拯救出来的呢?与其说这是一场救赎(redemption)的行动,不如说更是一项重建(restoration)工作。这项工作不应仅仅纠合一堆材料,七拼八凑地填塞同质而空洞的时间。和其他所有导引到当下并证成当下合理性的历史叙事一样,这一叙事也同样需要一种独立的逻辑合理性(reasonability)作为护佑。拉尔夫选择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成功地完成了这次重建。正如本雅明在《论历史的概念》(1940)中所说:“唯物主义的历史写作建立在一种构造原则的基础上。思考不仅包含着观念的流动,也包含着观念的梗阻。当思考在一个充满张力和冲突的构造中戛然而止,它就给予这个构造一次震惊,思想由此而结晶为单子。历史唯物主义者只有在作为单子的历史主体中把握这一主体。在这个结构中,他把历史事件的悬置视为一种拯救的标记。换句话说,它是为了被压迫的过去而战斗的一次革命机会。”通过将维尔纳·肖勒姆这个“单子” 放置于一连串的历史时刻及约束条件的集合中,拉尔夫照亮了以维尔纳为代表的犹太共产主义者这个群体曾经为之奋斗的“乌托邦”理念的星群(constellation),虽然它如今可能已“暗淡无光”,但它曾作为一种历史的可能,激励过无数犹太人心中弥赛亚的希望。






维尔纳·肖勒姆从十六岁开始参与政治,起初他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912年,他加入到一个犹太青年组织,并鼓励弟弟也来参加。然而,几个月之后,他就被吸引到了另一个更加广阔的政治活动空间,那就是“工人青年”(workers’ youth)。这个组织当时受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直接领导。维尔纳很快阅读了所有梅林、倍倍尔和考茨基写的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小册子,受到《爱尔福特纲领》的影响并深深服膺于考茨基论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维尔纳被派往俄国前线,因不幸负伤,在战争期间被遣返回国。出于反对战争的立场,他加入到独立社会民主党(UPSD)中。然而,党组织在革命问题上的消极立场和领导不力令他日渐失望。受俄国革命的感召,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后, 维尔纳在思想上完全倒向列宁主义,并在1920年加入到新成立的统一德国共产党(KPD)。与此同时,1924至1928年期间,他以普鲁士州议会唯一的左翼反对党的身份担任州议员。1925年,共产党内部因为在策略上是否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会合作的问题出现分歧,再次分裂。台尔曼依仗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利用党内矛盾的契机,将包括维尔纳和卢茨·费舍(Ruth Fischer)在内的所有敌对势力清洗出去,将德国共产党彻底变成斯大林主义在德国的支部。维尔纳则从之前主张将政党布尔什维克化的立场变为了维护党内民主,反对斯大林主义。1926年被驱逐出党后,维尔纳·肖勒姆、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阿瑟·罗森博格(Arthur Rosenberg) 等列宁主义阵营(Lenin’s League)试图维护红色十月的革命遗产,公开批评斯大林。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俄国反对派逐渐集结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身旁。然而,当季诺维也夫选择了斯大林之后,托洛茨基成为了他们唯一在红色阵营内可以忠实的对象。1928年1月,维尔纳公开投靠托洛茨基,从此他被德国共产党员打上托派分子的标签,成为左翼反对派,台尔曼则攻击其为“肖勒姆主义”。政治生涯受到挫败的维尔纳1927年在柏林大学注册入学,准备成为一名律师。自此,他再也不在公众面前发声。他清醒地意识到: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已经失却,整个德国共产党无视于德国的政治局势,从领导核心到公职人员无能而腐化;但他同样知道的是他所身处的党外的列宁主义阵营亦无力回天(440页)



从1932年开始,纳粹党开始越来越吸引工人阶级。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依然拒绝和德国共产党合作,德国共产党只能继续强化此前的斯大林主义路线,两党互相谩骂对方是纳粹主义者。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法西斯主义在年轻的工人中引起共鸣,工人运动在组织上彻底分裂。和维尔纳的革命理想一同化为泡影的还有他曾在普鲁士议会担当议员期间,一直实践并捍卫的民主政治的理念。紧随思想的殒灭之后的则是肉体的殒灭。1933年4月,维尔纳·肖勒姆被捕。同年,格哈德·肖勒姆在以色列大学获得教授职位。他在监狱如是写给弟弟:“你得到了一切,这是因为你放弃了在德国成为重要的人物……我六年的法律学习终是无意义的了,我虚度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光阴却依然无法从我早年的政治活动中获得豁免。”(471页)1938年,他被转移到了Buchenwald集中营,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放弃了所有抵抗,但是,他在绝望中依然执拗地相信,他的遭遇恰恰反证了他前二十年的政治选择都是正确的。


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德国同志们一齐与野蛮主义(barbarism)搏斗,以期实现一个更好的未来。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一直和德国共产党保持距离以超然自处,可最终还是被野蛮主义所打败。他一生以共产主义者自居,然而,却以犹太共产党人的身份被这个“冒牌的社会主义分子”(亨利希·曼语)所建立的国家社会党处决。在1940年的那个夏天里,Buchenwald集中营里无论是什么政治倾向的犹太人都统统被杀害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维尔纳·肖勒姆、正统共产党人卢迪·阿恩特(Rudi Arndt)、社会民主党人恩斯特·海尔曼(Ernst Heilmann)、前司法部长罗伯特·温特斯坦(Robert Winterstein)……反讽的是,在他被处决时,《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已经签订生效,这令已在国内政治中受到重挫的德国共产党更加措手不及,亦令身处集中营内的共产党人深感困惑,而维尔纳·肖勒姆则成为了两个政权合谋的祭品。


本书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通过兄弟俩密集的书信往来,双线地呈现出维尔纳和格哈德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及各自的缘由。理念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起初,两人对“犹太-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在实现道路的选择上,维尔纳关注社会主义的层面,而格哈德更看重犹太人的一面 。两人都经历过在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徘徊犹疑的过程,双方也一直都试图将对方拉到自己的阵营之中。1914年第二国际的溃败曾使维尔纳质疑这场运动。然而俄国革命后,第三国际的复兴又重新将他从复国主义道路赢回来,使他重新坚定1912年的立场,即社会主义代表着更加普遍的解放计划,比犹太单一民族的解放重要得多;而格哈德则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首先建立在个体的民族国家疆域之中,再在思想上和实体上进一步扩展并真正成为国际的,这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矛盾(53页)。此外,考茨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俗化解读在智识上对格哈德毫无吸引力;考茨基将犹太人看做一个种族问题,试图依靠同化政策加以解决的观点,在格哈德看来也是“非常糟糕的”(92页),这都是格哈德远离德国工人运动这条道路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维尔纳相较而言更加注重政治的实际层面,虽然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我也憎恨组织……但是你能怎么办呢,一个站在爱尔福特纲领上的人理所当然知道组织是必要的”(47页),对总是力图将理想变为现实的维尔纳而言,目的和手段之间的两难是贯穿他一生的主题;而作为哲学家的格哈德则认为,在党派斗争中选边站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他一生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并且对任何一种试图操纵人心的政治宣传都嗤之以鼻。维尔纳则反过来谴责他的兄弟对革命缺乏热情,漠不关心,对犹太的意义的追求是过分个人化的。他曾质问格哈德,巴勒斯坦有没有犹太政党,因为在维尔纳看来,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政治上的混合物,至多不过是帝国主义在犹太问题上的一个变种(174-175页) 


本书通过呈现犹太兄弟俩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关系,将更多的视角引入到对工人运动历史的审视之中,与此同时,也构筑出“犹太”的多义性。维尔纳“解放”道路的选择及其人生结局也启发人思考有关“解放”一词的政治学含义——解放的组织形式本身即是“解放”的终极对手,更有可能替换并取代世俗解放事业的往往是更加极端的宗教信仰复辟,解放的运动最终会被解放的形式逼入绝境。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维尔纳的妻子艾米·肖勒姆(Emmy  Scholem)也不吝笔墨。她虽然是工人阶级出身,却始终不放弃自我进修,在职业生涯获得不断晋升而一度成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这种笔调会令许多女性主义读者感到十分亲近。


本书的瑕疵可能在于,作者过于想将所有能搜集到的材料都用上,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显得过分陷于细节,而在叙事上不够集中。当然,这也同时增加了这本传记的戏剧性和可读性。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觉得不错,分享给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