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心 | 与女权主义划清界限

李南心 南园心舍 2018-03-13




今年三八妇女节的舆论热点,令人想不到,是作家李静睿的一条微博。

 

“我对集体概念毫无兴趣,因此也没什么强烈的性别意识。喜欢做饭做家务,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觉愤怒,没有被奴役感。在性别议题之外,更喜欢阅读和讨论更广阔的政治与文化议题,尽力拥有严肃而饱满的智识生活。对男性这个群体没有仇恨,也不想与之作战,我只愧疚自己明知有真正想战斗的领域,却不怎么敢,我永远不会因为自己是女人,就对这种怯懦自我谅解,懦夫和勇士一样不分性别,林昭就站在前面。我希望自己警惕权力、热爱自己、并永远为之奋斗,这和我是不是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生而为人理应如此,性别不是障碍,却也不是借口。”

 

一天之内,引发大量批评(和支持),并不是因为李静睿本人做了什么伤害女性权益的事,或者产生了多么负面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段言论的传播意义,大概在于它的典型性和高度概括性——短短两百多字,把当下知识分子对女权主义的各种偏见几乎一网打尽,并且是在三八妇女节当天、在一个热议妇女权益的氛围里,由一位女性作家发表——这就充满了戏剧性,也具备了成为热点的能量。不过第二天李静睿删除了微博,理由是反对者冷嘲热讽她的私生活,“太无聊了”。这有点可惜,因为那条微博下面有大量的回复,当中不乏严肃诚恳的探讨。

 

我关注的是这段话的多重意义,首先当然是概括了对女权主义的偏见,如:女权主义是一种集体概念,捆绑每个女人变成张牙舞爪的斗士;女权是反对做家务、仇恨男人、与男人作战;女权低于人权,所以价值排序应该靠后,不应该蹦跶那么高。其次是一种自我定位的表态,作为知识分子的女性,追求“严肃而饱满的智识生活”,与吃相难看的女权主义划清界限;第三则是这种表达对男性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又对应着怎样的社会现实?

 

对于偏见的部分,也是常识常讲,针对这次的讨论,可以看林三土(公众号:林三土)的《半吊子自由主义样本分析》,对女权和集体主义的关系有很清晰的论述。在此便不加赘述了。

 

女性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问题,即成功女性能否跳出性别结构的问题,以往有过不少观点的碰撞。其中一种,是否认性别歧视的存在,认为女性感受到歧视,是能力问题的“被”性别化。这种观点在高阶层的女性中不少见。如农大教授朱毅表示,“我几乎没有看到女性,因为性别歧视而丧失了发展机会的,足够努力和优秀的女性,都能出类拔萃,独当一面”。认为歧视是来自于不够“努力和优秀”,也就不构成歧视了。持相同论点的还有心理咨询师李雪,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论证,“当一个女性愿意百分百为自己负起责任来,走出巨婴心态,不再要求男人、社会怎么对待自己,从性别角色的集体催眠中醒来,那么她必然赢得尊重,赢得社会资源。……如果说这个世界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等等,不如说,所有的歧视归根到底只有一种:能力歧视”。这种思想强调女性的个体奋斗,认为只要女性的努力和能力到位,则必然不存在歧视。反之,感受到歧视其实是自己不够格,心理也有障碍,用通俗的网络语言,“你弱你有理啊”。因为说出这些观点的女性往往自身很优秀,所以其观点也有偶像的励志效果,在女性群体中不乏受众。

 

要论述社会是否存在歧视,从个体经验出发虽然鲜活,但远远不够,胜利者的盲视难免让人说出“何不食肉糜”。用数据和研究说话更具客观性。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的性别平等指数报告,144个国家,中国在健康平等指数这一单项上,排名倒数第一(2016年也是倒数之列)。总体排名又较往年更为下滑。想一想男女出生比例的问题,每年有多少胎儿仅仅因为性别为女而被堕胎。有幸存活下来的女孩,如果身在农村,能够和男性一样分配宅基地吗?为什么有十三四岁小女孩被“结婚”?横亘在女性面前的现实困境不是一句努力进取就可以消解,内因与外因也不是冲突对立的两端。

 

奋斗到高层的女性遭遇性别歧视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实质并无不同。她可能不会再遇到如“吃饭不许上桌、女人不能分宅基地”这样赤裸而直接的压迫,更多的是隐性文化里的规条。一是有些领域默认向女性关闭,如某些职位明确表示不招女性。第二个问题是婚育,这是在招聘的时候就会被问到的。也是老生常谈,女性的子宫在职场上被视为累赘。第三个问题是性骚扰的普遍存在。即便不构成身体、语言上的性骚扰,女性被“花瓶化”也是性别议题的一种。如很多工作、社交甚至学术会议的场合,年轻女性成为风流的点缀,负责展现美丽、端茶倒酒。

 

李雪和李静睿的相通之处,还在于她们都用自由主义来阐述自己。如李雪把女性在职场上的维权描述为一种无赖:“我是女性公司就必须招聘我,否则就是歧视,我是女性是弱者所以全体纳税人或者老板必须为我生育买单否则就是歧视女性就是社会不公”,在这个基础上阐述她的自由理念:“企业招聘任何人都是自由……任何有能力的人都会找到合适的生存之道,要求别人必须招聘自己的,骨子里得是什么样的loser心态”。好比说,在种族歧视盛行的年代,黑人很难找到好工作,李雪的解决方法是黑人可以自己开公司帮助黑人,但由此进一步将黑人限制在小圈子里,则不是这种自由主义所能够考虑到的了。企业行使招聘自由的时候如果侵害了社会的公平原则,是一个需要被指出和规束的事,否则一切关于劳动的立法也毫无意义了。世界范围内,女性仅就同工同酬就抗争了多年,直至今天仍在继续。生育的行为不仅仅具有个人性,也和国家利益相关。现状是,二胎政策的推广在不断劝说女性生育,但成本大半归于企业。女性被不断压缩的就业空间赶回家已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纠正对女权主义的偏见,并不意味着女权主义是完美无瑕的、每个女性必须要宣誓效忠的,实际上,不成熟的、令人反感的女权言论亦不在少数。任何一种主义,都包含了不理性的声音,女权亦然。评价一种思潮是否偏激,还是要看它主要的思想架构与诉求的合理性。如作家黄章晋所言:“今天,女性应该回归家庭、中华民族要重建家庭美德的势头,来得比任何英明的预言都更迅猛,甚至有一天‘妇女国有化’都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所以,把女权主义视为文明最大的威胁,甚至成就感和优越性主要建立在专挑女权主义声音中那些特别傻特别无知的部分,在我看来,多少是值得惋惜和同情的。

 

高知女性与女权主义划清界限,在李静睿之前,已有不少先例,但她引起的舆论反应最大,使得事件本身成为一个样本。我认为这跟她所处的圈子是由男性为绝对主导的公知圈有关,即她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特性,这两者又和她的婚姻无法分割。

 

邓艾在评价萧李夫妇时写过一副对联:仅在同志落难时,始忧心权力结构;但于丈夫蒙冤处,重定义言论自由。所指的事件是女权主义者批评冯钢时,萧瀚曾上阵指女权主义侵犯学者的言论自由。李静睿为丈夫受指责而不平。时过境未迁,这次李静睿被批评,萧瀚也不遗余力地痛斥女权主义“仗势欺人”。这里面有逻辑问题。因为冯钢是以大学教授的公职来为言论背书的,他发表的正是自己权职范围内的偏见。他所掌握的学术权力,决定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发言者。萧瀚用“个体自由”来为他辩护,而面对真正无权势的个体化的女性,却用“集体主义”来指责,这是很混乱、很昏聩的学术鸡贼,等于概念皆为我利益所用。个体自由的定义,当然不是以人数多寡来决定的,否则人们也无法去批评一个总统了。

 

谈论李静睿的婚姻其实无关其隐私的部分,主要是这对伉俪在公共议题上的步伐一致性。这次风波中,看到很多人说“她被萧瀚洗脑了”。我对这个论断难以认同,甚至认为这也是性别歧视下的偏见。李静睿并不是在文盲的状态与萧瀚结合的,她是一位有知识、有思想的女性,为什么一定不是萧瀚受她影响呢?我比较认同的说法是李静睿的性别平等意识和她作为女性对性别议题的先天敏感度,向萧瀚(及一个男性知识分子沙龙)妥协了,因为后者的话语权比重更大。

 

背后的社会现实,是男性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对女权议题的陌生、鄙夷和敌视。

 

在那条微博之后,李静睿又发表了一段解释,提到有很多人提醒她,三八节当天女权之声炸号,但是“这些年的现状大家也看到了,大家都在被炸”(萧瀚也发表了类似的一条)。继而表示女权主义是相对安全的公共议题,而她选择更加关注那些被政治消声者。其实无论选择关注什么样的社会议题,都值得尊敬。不值得尊敬的是用自己议题的“重”来论证另一个议题的“轻”。李静睿进一步激发舆论的愤怒也正在于此。

 

近年来,男性知识分子因性别偏见的言论被批,已经不是少见之事。冯钢、温儒敏、林少华、周国平……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延长。性别议题和政治议题虽然同构,但在对象上完全不同。性别压迫的主要施加者是整体的男权,这使得女性在面对现实时有了两个冲突对象,一是youknow who,二是整体的男性(不是“全部的男性”,也不是“每一个男性”)。而男性则可能同时身兼二角,面对who时的受害与抵抗者,和面对女性时的加害者。

 

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环境里,如果没有独立和批判立场,是不配称公知的。但这个立场和性别平等意识,并不天然同步。由于男权文化的传统深厚,由男性主导的公共知识界,对女权主义的直接贡献相当稀少,而陌生、鄙夷和敌视则相当普遍。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李静睿的选择、以及男性知识分子对她这段话的认同了。李其实是做了一个声明,自己将投入公共知识领域,但不会像女权主义者那样,总是与男知识分子们在性别议题上的顽固傲慢为敌。这真是非常漂亮的表态了。确实,女权主义没有这么优雅的姿态。



摄影/撰文:李南心

2018313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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