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申请去牛津大学读英文系,因为这是我最不可能做到的事

珍妮特·温特森 读书有疑 2018-06-09


我决定申请去牛津大学读英文系,因为这是我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上过大学,虽然大家会鼓励聪慧的女孩读师范学院或者考会计考试,但读牛津和剑桥并不在死前必做之事的愿望清单上


《同工同酬法案》一九七〇年在英国立法实施,但我认识的女性没有人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也没人认为理应如此。

 

在工业化的英格兰北部,大多数是传统蓝领职业类型——工厂作业、制造业及矿业,男性掌控着经济权力。


女性凝聚起家庭与社区,但女性无形的贡献得不到衡量与酬劳,也没有社会回报,这意味着我的世界充满了强大又能干的女性,她们是“家庭主妇”,必须顺从她们的男人。我的母亲正是如此待我父亲。她看不起他(这并不公平),却称他为一家之主(这并非事实)。这种婚姻、家庭模式触目皆是。


我认识的女性没有几个从事专业或管理工作,而那些担任此类工作的都未婚。学校的女性教师多数未婚。拉特洛太太丧偶,她是英文系主任,也仍旧要为两个儿子煮饭洗衣,而且她从不休假,因为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当一个单身女人不再能引起异性的任何兴趣, 她只有在发挥作用的地方才能被人看见。”


这真是金玉良言,本应令她成为女性主义者,但她没时间投入女性主义运动。她爱慕男性,虽然因为身边没有男人已使得她在自己眼中都隐形了——在那些看不见的小镇角落里,一个女人所能占据的最悲哀的地方,便是自己眼中。杰梅茵·格里尔在一九七〇年出版了《女太监》,我们无人读过。


我们并不深刻世故。我们是北部人。我们并非生活在曼彻斯特那样的大城市,女性主义似乎尚未影响到我们。


“战斧”一直被用来形容强大的北部工人阶级女性,可褒可贬。这种大刀阔斧的意象也劈裂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北部女性是强悍的,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流行喜剧作品中都如此认定——所有海滨景点的漫画明信片上全都是瘦弱的男人和强势的女人——在醉酒的工人俱乐部里,莱斯·道森之类的短剧演员穿戴起头巾和围裙, 戏仿也颂扬那令人敬畏的女性形象,男人们又爱又怕又依赖着她们。然而那些所谓站在门口等着用擀面杖揍男人的女性却并未执掌经济权杖。纵使她们掌权,也会加以隐藏。


我认识自己做小生意的女人,比如我打工的市场摊位的摊主和供给我许多餐食的炸鱼薯条店的老板,她们都假装那是丈夫的商号,自己只是在那里工作。


我们在学校上过的唯一一堂性教育课根本无关乎性,而是关于性别经济。我们买东西应当自个儿掏钱,因为这是现代的做法,但要事先把钱交给男生,这样别人才能看见是他付的钱。我们谈的只是车票和电影票,不过以后,在管理家庭预算时,我们也应当确保他了解家中一切都是他的。“男性尊严”,我记得那位老师是这么说的。我认为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事,可以称其为社会关系地平说。


照自己希望的方式惬意而活,不曾在社交中伪装的女性,只有开糖果店那一对,但是她们必须在性取向方面伪装,不能公开同性恋身份。大家嘲笑她们,她们其中一人还得头罩巴拉克拉法帽。


珍妮特·温特森,英国当代作家。1959年8月出生,自小由笃信基督教的家庭收养,16岁时出走,此后靠在殡仪馆、精神病院等地兼职完成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业。1985年,她的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出版,获英国惠特布莱德小说首作大奖。


我是个女人。我是个工人阶级的女人。我是个希望能毫无愧疚、不被取笑地去爱同性的女人。正是这三件事构成了我政治观念的基础,而不是工会或左派男性所理解的阶级斗争。


左派人士花了很长时间才将女性完全纳入独立平等的范畴,且不再将女人的性欲归为对男性欲望的反应。我所认知的左翼政治立场令我感到不适和被边缘化。我并非期待改善我的生活条件。我想要彻头彻尾地改变我的生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讨论一种风险与报酬的新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你可以成功,可以成就任何想做的事,只要你足够努力,并愿意抛弃传统的安全网。


我已经离家。为了完成学业,我已经在平日晚上和周末工作。我没有安全网。

比起为工党发声的中产阶级男性,以及为“家庭”工资奔走、希望把女性留在家中的工人阶级男性,在我看来,撒切尔给出了更好的回答。


我丝毫不推崇家庭生活。我没有家。我有愤怒与勇气。我聪明。我没有情感羁绊。我不理解性别政治。我是里根-撒切尔革命中的理想原型。

 

经由拉特洛太太辅导,我参加了牛津大学入学考试,并取得面试资格,买了去牛津的长途车票。


我申请的是圣凯瑟琳学院,因为它给人新鲜现代的感觉,因为它是男女混合的学院,也因为它前身为圣凯瑟琳协会,是牛津原有学院可怜的附属组织,为无力负担学费正常入学的学生而设。


不过现在它已是牛津正规的学院。也许,我可以去那里上学。


我在牛津下车,向人打听到圣凯瑟琳学院的路。我感觉自己像托马斯·哈代小说中的无名的裘德,但我决心不上吊自尽。


我不知道竟有一座如此美丽的城市,也不知道有大学学院这样的地方,有四四方方的院子和草坪,洋溢着活力十足的宁静感,那种宁静我至今仍觉得充满魅力。


学院提供我一夜住宿,也在院内供应餐食,但其他考生流露出的那种自信令我却步,我没有进去和他们一起用餐。


面试时,我无法口齿清晰地讲话,因为那是我生平头一次觉得自己外表不对,言谈也不对。其他人看起来都很自在,虽然我确定那也并不是真的。当然,他们衣着更好,口音也不同。我知道我没有应付自如,但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自如。我隐藏起平素的自己,却无别的形象可取而代之。几周后我得到消息,我未被录取。


我很绝望。拉特洛太太说我们必须考虑别的选择;对我而言,没有别的选择。我对选择没兴趣;我只对牛津有兴趣。


于是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当时总算已通过驾驶考试,我卖了那辆不属于我的迷你车,花四十镑买下一辆能合法上路的希尔曼顽童汽车。车门都坏了,但引擎还很好。只要愿意从车子后头的挡风玻璃处蠕动着钻进去,就可以开上很长一段路。


珍妮说她要和我一起去,于是我们带上帐篷出发去牛津,时速五十英里,这是那辆“顽童”的最高车速了,还得频繁停车加汽油、机油、水和刹车油。我们带了两颗鸡蛋,以防散热器漏水。那年头,往散热器里打颗蛋进去就能轻易修好它,正如风扇皮带能用尼龙长袜代替,断掉的离合器拉线可以用两枚螺栓和一个“蒂泽尔”汽水罐代替(在罐子两头钻孔,拉线断开的两边绑上螺栓,把套着螺栓的拉线塞进罐子的小孔——你会听到轻微的哐啷声,这时就能踩离合器踏板了)。


珍妮家有一本营地指南,我们查到牛津市外的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有廉价露营区。

我们花了约九个小时才抵达,但我们吃了培根和豆子,心满意足。


第二天,我约好拜见高级导师和一位英文系讲师——另一位不在学校,值得庆幸。

我还是完全无法发言,只能叽里咕噜地讲话,就像……压力之下我成了比利·巴德和《史瑞克》里驴子的混合体。


我绝望地双手一摊,手掌上沾满机油。“顽童”漏油了。


也没别的办法,只能用《史瑞克》驴子的语速解释希尔曼顽童汽车、帐篷、我打工的市场货摊,加上一些天启和温特森太太的事,以及英国文学A至Z散文部……


他们的办公桌上展开放着一封拉特洛太太寄来的信。我不知道她写了些什么,但他们提到奥利芬特夫人。


“我想要成为比她更好的作家。”


“这应该不难——不过她倒是写过一个很好的鬼故事,叫——”


“《敞开的门》。我读过。很可怕。”


不知何故,奥利芬特夫人成了我的优势。


高级导师向我说明圣凯瑟琳是很进步的学院,一九六二年刚成立,致力于招收公立学校的学生,是为数不多的男女混合学院之一。


“贝娜齐尔·布托是这里的学生。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萨默维尔学院攻读过化学,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贝娜齐尔·布托是谁。


“你希望有女性首相吗? ”


希望……在阿克灵顿,女性只能做妻子、教师、理发师、秘书或者在商店干活,此外不可能做别的事。“嗯……女性可以做图书管理员,我考虑过做这份工作,不过我想写自己的书。”


“哪种书呢?”


“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写作。”


“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这样。”


“阿克灵顿的年轻人不是这样,他们不写作。”


对话暂停了片刻。英文系讲师问我,是否认为女性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我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从未想过这件事。


“事实上,她们多半排在字母顺序的前列——奥斯汀、勃朗特姐妹、艾略特……”


“我们当然会研究这些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不在课程大纲里,虽然你会觉得她很有趣——但是和詹姆斯·乔伊斯相比……”


这合理地介绍了牛津学位课程的偏见与喜好。


我离开圣凯瑟琳学院,沿霍利韦尔街走到布莱克韦尔书店。我从没见过整整五层楼的书店。我觉得头晕目眩,仿佛一时间吸入过多氧气。这时我想到女性。在这所有的书里,女性花了多久才得以写出属于她们的那部分,为何女性诗人和女性小说家至今仍然这么少,被公认为重要作家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情绪激昂,满怀希望,为先前听到的话而忧虑。作为女性,我会不会成为旁观者,而非贡献者?我能不能攻读那从来想都不敢想的目标?无论能否实现,我必须尝试。


后来,我获得成功,却被指责为傲慢,我想把那些误解的记者都拽来这个地方,让他们看看,一个女人、一个工人阶级的女人,想当作家,想当好作家且相信自己够好,对她而言,这不是傲慢;这是政治。


无论那天我讲了什么,结果还是好的;我被录取了,延期一年。

 

这将我直接送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一九七九年大选面前。撒切尔气宇轩昂、有理有据,知道一条面包的价格。她是女性——这使我觉得自己也可以成功。如果杂货商的女儿能当首相,那么像我这样的姑娘也能写一本书摆上英国文学A至Z散文部的书架。



我投了她的票。


如今,说撒切尔改变了两个政党已是陈词滥调:她改变了她的政党以及在野党左翼工党。较少为人记起的是,里根在美国、撒切尔在英国永远粉碎了战后共识——这共识已维持三十多年。


回溯一九四五年,无论你是英国或西欧的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可能用过了时又不足信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在战后重建社会,那将带来非正规劳工,使物价不稳,病人、老人、失业者无补助。我们需要住房、大量的工作、福利国家制度、公用事业与交通运输的国有化。


人类意识转向集体责任是真正的进步;我们理解了我们不仅对国旗和国家、对孩子和家庭负有义务,也对彼此负有义务。社会。文明。文化。


这种意识上的进步既非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或慈善事业,亦非出自右翼政治;它来自战争的实际教训以及——相当重要的——社会主义的优越论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经济趋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援助,油价飙升,尼克松允许美元汇率自由浮动,难以控制的工会争议,对左派的一种存在性怀疑,这些促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右派击退了关于公平、平等社会的恼人争论。我们要追随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同伴,回到以前的市场机制与自由放任,将之装点成新的救恩。


欢迎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一九八八年,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将战后共识称为“战后错觉”。

 

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当金钱成为核心价值,教育就会迈向实用功利,精神生活也不算益事, 除非产出可量度的成果。公共事业不再重要。随着廉价住房的消失,选择赚钱花钱之外的生活方式变得非常困难。当社群被摧毁,剩下的只有苦难与偏狭。


我不知道撒切尔主义会出售我们的国有化资产与产业来支撑它的经济奇迹。


我不了解社会私有化的后果。


本文选自珍妮特·温特森自传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我驾车在高架桥下,途经工厂低谷区。驶过以琳五旬节教堂时,我看见爸爸身着工装走出来。他正在刷油漆。我松开油门,差点要停车。我想道别,但我没有,因为我不能。他看见我了吗?我不知道。我望着后视镜。他要回家了。而我要走了。


出了镇子,穿行在奥斯沃尔特威斯尔,经过狗饼干工厂。有一些小孩在边门等待粉红色、绿色的骨头形状的碎饼干。其中只有一个孩子牵着狗。


我开着我的莫里斯小面包车——“顽童”的继任者,车上载了一辆自行车、一大箱书、一个装着衣物的小行李箱、一包沙丁鱼三明治,还有二十加仑罐装汽油,没人告诉过我高速公路上买得到汽油。面包车的发电机有问题,我不敢熄火,只能把车停在高速公路路肩,跑到车边加油,再开车上路。


我不管了。

我要去牛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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