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援──家庭纽带的「替代品」?还是「互补品」?|大象文摘

庞浩 大象公会 2018-06-08

文章来源:庞浩|量化历史研究(ID:QuantitativeHistory)


济贫院中干针线活的儿童

(图片来源于网络)


家族纽带如何影响社会福利需求的。传统史学将社会机构救援视为对家庭纽带力量的否定,但或许社会救济并不是对家庭纽带力量的全然替代。这并非说家庭纽带不重要,关键是它最终能提供何等程度的支持。反而是社会救济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家庭,尤其是贫穷家庭,度过短期危机甚至成为家庭生存的长期策略。 

Montserrat和Julie最新发表在HER的论文“Gender, life cycle, and family 'strategies' among the poor: the Barcelona workhouse,1762-1805”关注巴塞罗那在18世纪末物价上涨和社会动荡时期,社会福利与家族纽带力量之间的关系。

与欧洲北部相比,历史学家们对欧洲南部社会救援的关注较少。作者通过利用巴萨罗那济贫院的信息,搜集了1780-1803年期间进入巴塞罗那济贫院的男性和男孩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之前(Carbonell,1769,1790)对1762-1805年期间进入同一机构的妇女和女孩的研究数据进行了比较,旨在挑战传统假设:南欧家庭纽带力量减少了对社会福利提供的需求。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的人口迅速增长、经济日益繁荣,但由于农业歉收、战争和经济封锁而中断,造成了物价上涨和相当大的社会动荡。巴塞罗那当局为了应对危机,采取了镇压和慈善相结合的措施:监禁和处决暴徒,还设立了慈善委员会(the Junta de Caritat),该委员会负责管理食物发放以及户外救济(室外的救济方式)。实施户内救济(室内的救济方式)中最重要的是济贫院,包括Misericordia、Hospicio和the Casa de Caritat。

女性的数据(1762-1805),1803年之前的部分来源于Misericordia档案馆,从1803年起the Casa de Caritat的记录保存在巴塞罗那的省档案馆。Casa de Caritat档案馆包含了1780-1803年间进入Hospicio的男人和男孩的信息,该数据包括1780-1803期间巴塞罗那济贫院4,063名男性收容者的年龄、原籍地、婚姻状况以及进入和离开时情况的新数据,补充了Carbonell关于1762-1803年期间对6,176名女囚犯研究的早期工作。 

为了保持男性和女性数据的可比性,两套数据都取1780-1803年、且第一次进入济贫院的样本,经对比分析发现:

1. 进入济贫院的男性多于女性,但他们滞留的时间更短,大多数小于1年;

2. 进入济贫院的人口中,来自非巴塞罗那地区的更多,大部分移民来自加泰罗尼亚,且男性更可能来自比加泰罗尼亚更远的地方;

图1 :a.1780-1803期间,男性首次进入济贫院后待的时间;b. 1780-1803期间,女性首次进入济贫院后待的时间

3. 记录在册的职业信息中(女性的丈夫、父亲的职业;男性的职业),纺织工人是最多的,其次是农业和制造业;

4. 济贫院大部分人口是儿童和青少年,婚姻状态大多也为单身,但令人惊讶的是,相对于加泰罗尼亚人口的年龄结构,老年男性的比例高于老年女性。就记录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逃走,但更小概率被家人领回,移民可能是重要的一个因素。

图2:1780-1803期间进入济贫院(区分原籍地是否来自巴塞罗那)的女性人数


图3:1780-1803期间进入济贫院(区分原籍地是否来自巴塞罗那)的男性人数


从进入与离开济贫院的信息来看,男性样本的数据信息缺失严重。但就已有的信息来看,进入济贫院的事情本身就部分验证了家庭纽带力量的脆弱性:很多已婚妇女被抛弃,将妻子送入济贫院形成实质性的离婚,并且作为惩罚她们的手段;在济贫院中,许多已婚男女的配偶并没有一起出现;大多数孩子没有父母;在经济衰退时期,因新纺织厂和建筑行业对技术劳工的需求而吸引了部分移民,他们请求济贫院的帮助。

但是,与此同时进入济贫院却作为某些(贫困)家庭的“策略”。对许多家庭来说,寻求济贫院的帮助不是对家庭关系的否定,而是对被抚养者履行家庭义务最简单的方式。将被抚养者——老年人或小孩儿暂时安置在济贫院中,家庭可以度过短期危机,平衡家庭的收入与消费,同时家中的劳动力可以持续工作,赚取更多收入以领回济贫院的亲人。另外,进入济贫院也是一些家庭为了教育青春期男孩而实施的惩罚“策略”。

不仅如此,对于组成济贫院大部分人口的年轻人口来说,家庭也实行了一项长期战略,即确保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让女性进入婚姻市场。济贫院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培训,以及通过免除学徒费更容易进入行会,招聘男性军队和海军,为女性提供纺织等技能的培训,招聘女性进入家政服务、以及提供嫁妆,这对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

由此可见,济贫院不仅代表了生命周期贫困和定期失业的临时解决方案,而且也是一个旨在平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长期战略。


在家庭形式上,特别是家庭纽带力量方面,北欧和南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并继续存在。北欧是“核心家庭”,而南欧是“大家庭”。在北欧的核心家庭,尤其是老年人,缺乏对其他亲属所提供避免陷于贫困的保护,因此依赖于“集体”提供的支持。而南欧亲属关系网络的存在,则使得家庭不需要“集体”的支持。

但本文试图限定传统意义上强调地中海家庭的为亲属提供帮助这一角色的作用,尤其是贫穷家庭。与其将机构关怀视为对家庭纽带的否定,如不说有可能对某些家庭来讲是对被抚养者履行家庭义务最简单的方式。亲人对加泰罗尼亚的家庭来说的确很重要,对家庭忠诚度和责任感也真的存在,但往往它们很脆弱。这一事实进入济贫院的现象中就部分得以反映。然而,在城市中,济贫院对亲属作用的替代不应该被夸大。因为许多人从巴萨罗那以外的农村地区直接进入济贫院,在这里其亲属无法提供帮助。

最近,Humphries表明,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穷人来说,“核心家庭”和“大家庭”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就家庭纽带而言,贫穷家庭比传统史学所认为的更“弱”,穷人在复杂和不断变化的“混合的经济福利”中利用亲属纽带和救济体制福利获取生存。同样地,工业化进程中,巴塞罗那的贫穷家庭的纽带力量不如传统所认为的那样“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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