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院是欧洲社会开化的主要推行力量(修道院系列三)

卫金桂 知识兔 2018-06-13

修道院是欧洲社会开化的主要推行力量

罗马帝国时期,即便凯撒经营下的高卢,也处于极其荒蛮的状态,更何况不列颠、北欧等地更是,这种状况在凯撒的《高卢战记》中有非常清楚的反应。未开化的维京人、日耳曼人等蛮族烧杀劫掠,海盗盛行,几乎不懂劳动得食为何物。越到北边,荒芜阴冷和野蛮越加明显。经济学家马克.布洛赫如此描述11世纪的欧陆:“如今只在我们幼儿园童话里出现的野生动物——黑熊、尤其是狼—在荒野到处觅食,甚至在田野里也会出现……夜晚,只有微弱的烛光,四周一片昏暗,非常的寒冷。中古时代的巴黎总为野兽所侵犯,所以贵族打猎的队伍才轰轰烈烈。总之,在所有社会生活后面,是一个原始的、屈从于不可抗力的、未经改善的自然差别的背景。”

修道院是改变以上境况的前锋。

约公元360年,圣巴西尔将修道院制度进行了改革,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淡化了苦修,强调劳作,认为耕作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6世纪时,22岁的哥伦班在法兰西孚日山区创立修道院,他的弟子不少,其中不乏富人。修道者们一起清理林木、耕田、收割、架桥、修路、排干沼泽、组建工商业中心,树立起劳动的尊严。千千万万修道院以强大的渗透力,改变着荒凉的欧洲。

11世纪的修道院改革中,法兰西的贝尔纳在第戎附近的西多旷野创立的西多会修道院对欧洲的土地开发产生了尤其重要的影响。该会规定不由农民供养,修道院必须建立在无人居住的地方,而且谢绝封建庄园主以赠与的方式提供财物和农奴劳动。这一要求克服了建立老式修道院高昂成本的限制,只需领主赐予一片荒地便可,而这样的荒地随手可及,修士修女的辛勤劳作使开发进程迅速加快。诚如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所指出的:“禁欲主义独身者的廉价劳动力,出价大大低于已婚男性劳动者要求的必需的最低工资,这是中世纪晚期修道院生意不断扩张的主要原因。”西多会修道士的克勤克俭产生的巨大感召力将更多人吸收了进来。比如贝尔纳在一天之内便说服法兰西国王的胞弟当了修道院的洗碗工。到1153年伯尔纳去世时,西多会修道院发展到343个,13世纪末这个数据又翻了一倍。大的西多会修道院之修道士多达五六百名,总数在六万名左右。

修道院对欧洲开发的成绩在很多地方显示出来,比如在英格兰约克郡,修士们将大量沼泽地改造成优良牧场,使那里成为英国羊毛生产基地,为英国织呢业的兴起做出了突出贡献;东欧粮仓的开发过程中,西多会修士也是极其重要的力量。很多欧洲城市如德国不莱梅、富尔达、维尔茨堡,等等,都是围绕修道院、主教宅邸等发展而来。

开化当然不只是荒地变成农场、牧地,蛮族人的开化和其文明程度,才是更重要的指标。在这方面,修士修女们敬老、爱幼、服从、谦卑、忍耐、慈悲、纯洁、忍耐等美德,都深刻影响了民风。

本笃会会规中爱邻人如爱自己;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救济穷人;援助在患难中的人;安慰忧苦者;不放弃仁爱,等等,被著名文明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誉为“中世纪人类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创举之一。”这绝非过誉之词,有比比皆是的事实说明。

比如:由于当时的女孩子出嫁时需要一份嫁妆,修道院成了贫困人家托付没有嫁妆的女儿的地方,资助贫困女孩子嫁妆使其成婚也是常事;修道院是弃们最愿意选择的归宿;供养前来乞食的农民直到他们有了收成是修道院常有的情况;被克洛维王朝俘虏又逃跑的图林根公主发动上层女士集聚成的女修道院做着最低下的工作,尤其关注贫困下层人民的生活;方济各的托钵僧被规定只能住在民间,被明确要求关怀麻风病人;最常见的医生和护士是修士修女;修女抄写及装饰古籍、收养孩童施以启蒙、教授卫生常识与家务技巧;修道院吸引周边农民做杂役等工作,有意无意让他们过上宗教生活;它还训练人们从事合作性劳动、读书、研究学问。人们愿意把钱财寄放在修道院,是对修道院品质认可的有力旁证。

在寻求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方面,方济各修士针对一些教派所谓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罪恶的的说法,对大自然、阳光、一草一木、各种生物都给予了深沉的爱意,留下了很多诗文,重现了维吉尔田园诗般的热情与诚挚,他们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感染了贫困交加中被基督教沉闷思想约束的人们,为人文主义兴起积累着星星点点。

修道院还收留战败或看破红尘的王侯将相及家人,对他们进行人道、心理和生存救助,开人道主义之先河。比如教皇哈德良一世和查理曼联合打败伦巴第王国后,将其国王狄西德里乌斯关进修道院;1058年拜占庭帝国皇帝科姆内努斯让位去修道院;查理曼死后,他的儿子路易即位,将其父亲的情妇和姐妹们的情夫都送进修道院。部分修道院在自己管辖区内有一定豁免权,阻止皇家官员进入其领地,借此保护了一些受害者。这些例证说明,人们经过长期的文明训练和自我修正,远古以来对手之间你死我活的唯一对抗方式在逐渐软化,向人道方向过渡。

在没有慈善机构和学校、司法体制极为薄弱、生产力严重落后的当时,修道院为教育、人身保护与救助、欧洲地区的开发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学者布莱恩在其名著《西欧中世纪史》中如此说:“我们对于修道院制度在101112世纪时期西欧文明中的重要性,再怎么高度评价也不为过。”威尔.杜兰特针对因为部分修道院腐败引发的舆论批评说:“倘若历史能够仔细地记载女修道院正反两方面的事迹,我们深信他们的丑行,实际上不及优良行为的1%......回顾19世纪基督教社会的英雄,君主及所有的圣者,我们将发现,没有多少人,其人格的完美,能与这时的修女相较。他们恬静虔诚的生活,及甘心乐意的服务精神,确实令以后数代的人们受惠无穷。假如我们将全人类历史的罪过置于天平上,这些妇女的美德,将更具重量,而足以补偿人类所有的罪?”确实,正因为修士修女多是纯洁的人,其简朴、勤劳、自律的生活方式,在罗马帝国后期礼崩乐溃的时代,是疗伤社会和人类心灵的温床,将欧洲人带出了野蛮,使其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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