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庭死而明亡矣”的相关解读

李淳 太原道 2018-06-13


大明兵部尚书、督师孙传庭,电影《大明劫》剧照


明史有“传庭死而明亡矣”的说法。《明史·孙传庭传》还称“传庭死,关(潼关)内无坚城矣。”“传庭败死,贼(李自成起义军)遂入关,势以愈炽。存亡之际,所系岂不重哉!”

正如后来清代诗人所说:“劳臣一剑系沧桑,角鼓悲风绕战场”(沈会霖)“国家之乱谁为基,英雄数尽际亦危”(清代诗人冯云骧)。

孙传庭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兵败身亡的25年间,由永城知县,逐步升至兵部尚书,统领七省军务,先后参与并直接指挥了数十次对民军的镇压战争。他以独有的聪明智慧、多谋善断和出色的战略战术,使农民起义军多次处于危亡之境,几近彻底失败。后来由于多种原因,他兵败潼关,在有机会逃命之时,他带不多的部下冲入敌阵,慷慨赴死;其妻率三妾及婢女跳井而亡。可谓满门忠烈。崇祯帝因为没找到孙传庭的尸首,认为他逃匿了,而不给褒蔭(褒奖和给他的后人以恩惠)直到83年后的清乾隆41年(1726年)才追谥他为“忠靖”。

孙传庭是在镇压农民起义中立功、战死的。该不该肯定他对明王朝的“忠烈”和个人的品德?这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本文首先谈谈评价孙传庭的着眼点、出发点,其次讲他的生平和军事成就及英勇就义,再次讲他和明朝败亡的原因和历史教训,最后讲对他的道德评价,附带讲对今天的几点启示。


█ 代县阳明堡镇下花庄村孙传庭衣冠冢

 

一、评价孙传庭的着眼点

 

孙传庭的慷慨赴死,忠于国家,不应被人们遗忘;不应让他留在历史深处沉淀以至泯灭,更不应该让他蒙受误解、曲解,甚至被人抹黑。还历史以真相,还忠烈以公正,还国人以师表,还官员以楷模,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节点、重要方面。不应由他负责的,不能强加于他。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开当时的历史,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革命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的标准,来评价一个封建王朝朝臣的是非,从而颠倒忠奸之分野。

站在历史长河之岸,看待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第一,官逼民反,造反有理,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农民造反成功,促进改朝换代,迫使新朝代统治者实行某种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减轻农民疾苦,缓和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历史进步。这自当肯定,故毛泽东说:“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贺新郎·读史》)。所以我们称农民造反为“农民起义”。但是称颂陈胜吴广造反,不但不废秦始皇基业,还要继续强化他的功绩。他废分封、置郡县、征百越、逐匈奴、修长城、通沟渠、销兵器、迁富豪、车同轨、书同文、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权同衡、行同伦、一法度、以法治国,对于中国之大一统、对于中国政治之创建、对于中国版图之确立、对于中国民族之传承,其业伟哉雄哉,谁也不能抹去他。他对后世的中国和世界产生的影响,没有一个人敢不承认。他创建的帝国基业,汉武、唐宗、宋祖、洪武、康熙、乾隆,以至今天,都要继承。秦砖汉瓦,不是打碎扫除,而是破而立之。复秦汉之大统,中华之一统,也是“中国梦”的首要内容。在肯定农民起义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农民造反的结果,成功了也必然是打倒皇帝自己坐皇帝,并不能改变封建制度,也不能改变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兴衰周期律。明王朝开国者朱元璋不也是农民起义领袖吗?他建立的王朝不也是封建王朝吗?李自成曾是广大农民群众拥戴的农民领袖,农民歌颂他:“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但他刚进北京,打倒明王朝,他和他的战友就享乐腐败,导致清兵入关。实际上李自成起义只是替满清王朝的建立扫平了道路,打下了基础。

中国封建制度根深蒂固,是世界上发展得最“完善”的封建制度。没有先进阶级如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包括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都不可能真正成功。用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历史,在对李自成起义予以肯定的同时,也不宜否定挽救明王朝危亡的忠臣贤将。毕竟,国家民族都需要提倡忠良节义,都需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稳定。否则,我们就得歌颂投降满清的洪承畴、吴三桂,批判责难抗清的袁崇焕、熊廷弼、史可法。同样,不能因肯定太平天国、李自成起义而简单地否定曾国藩、左宗棠、孙传庭。我们也不能因现在的中国是汉满蒙回藏等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就歌颂进攻宋朝的蒙古军队,歌颂金兀术,而否定岳飞的“精忠报国”,赞美秦桧的卖国投降。否则,就完全颠倒了是非功过的评价标准。“造反有理”是有前提的,评价其得失也是有历史定位的;同样,评价王朝的忠臣良将和奸佞邪恶也是有历史标准的,不可顾此失彼。

况且,在夺取政权之前,起义、起事者没有不认为“造反有理”的,取得政权之后,没有再支持犯上作乱的,再正确的起义也会被看作“暴乱”加以镇压。这是阶级地位、阶级利益的变化决定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具有既造反又专制(人民民主专政)这两种功能,特别是具有夺取政权后为人民利益而继续进行自我革命的功能。封建王朝不具备这个功能。既然如此,评价封建王朝的具体历史人物,应适当超出这个非此即彼的“二元”标准,较多地着眼于中华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道德标准,较多地考虑国家的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因为没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没有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其他一切都谈不上,“四个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也没有了根基。

因此,我们既要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从李自成起义失败中得到借鉴,也要读《明史·孙传庭传》,从孙传庭身上反思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

 

二、孙传庭的生平与业绩

 

孙传庭(1593年—1643年),字伯雅,又字白谷,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崇祯十五年(1642年)任兵部侍郎,总督陕西。

次年升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总领官军镇压李自成、张献忠民变。由于时疫流行,粮草不足,兵员、弹药缺少,朝廷催战,无奈草率出战,先胜后败,孙传庭在陕西潼关战死,享年50岁。

根据代县孙氏《代州孙氏家乘》记载,孙传庭始迁祖孙成,在明洪武年间被任命为振武卫百户(官名),由河南省汝宁府光山县孤树里村迁居山西代州,后遂安家于此,子孙繁衍。孙传庭是迁代孙氏第九世。孙传庭一脉,先人中,有四世中过举人。孙传庭六岁就上了乡里的私塾,“颖异绝伦”。十三岁时应童子试,获取冠军,以后与郡中诸生大小数十试,总得冠军。26岁时中进士。

孙传庭一表人才,多有谋略。中进士后,初授永城知县,再调商丘令。所到之处,政绩赫赫有声,为循良卓异。天启初年,进入北京任职,为吏部验封主事,再升至稽勋郎中,两年后因不满宦官魏忠贤专政,请假弃官归乡。崇祯登基后,魏忠贤伏诛,朝政基本回归到正常,但天下动乱,蔓延日深。孙传庭“慷慨读兵略,有澄清天下之志”。其门人冯容劝他说:“愿先生无以天下事为重也,天下事殆不可为”。他回答:“为之自我而始,济不济(成不成)命也”。


大明兵部尚书、督师孙传庭,电影《大明劫》剧照


崇祯(名朱由检,朱由校的弟弟,庙号思宗,崇祯是年号。生于1610年,死于1644年,1627——1644年在位)八年(1635年)秋,孙传庭出任验封郎中,后“以边才超拜顺天府(今北京市)丞”,并被列为总督巡抚的后备人选。 

1636年即崇祯九年三月,被任为陕西巡抚,负责镇压农民军。孙传庭在榆林建军,号为秦军。此时洪承畴正与李自成战于陕北,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后,民军首领闯王高迎祥自湖广复出,欲自汉中进攻西安。孙传庭领秦军镇守,高迎祥无法攻克,就想从子午谷攻入,直逼西安。孙传庭料之,率孤军渡过渭水,在周至县子午谷黑水峪以逸待劳,激战四天后,高迎祥大败被俘,送往北京处死。民军人数最多的拓养坤,震惧乞抚,拓的部下头领来降,孙待之厚,养坤遂率党百余人来西安“即辕就抚”。过了一年,拓又叛去,孙又“遣一骑持片檄(公文)追讨之,其残党即斩养坤以献之”。 

1637年(崇祯十年)初,马进忠等部再度西折入陕,进袭商州、洛南、蓝田等地。孙传庭率部与各路明军以优势兵力接连打败了起义军圣世王、瓜背王、一翅飞、镇天王等部,使关中以南地区趋于平定。

崇祯十一年(1638年),过天星、混天星的起义军从徽(今甘肃徽县),秦(今甘肃天水市)等地经凤翔通向澄城时,孙传庭指挥其所部,分五路合击该民军于杨家岭、黄龙山一带,捕杀二千余人, 又在鄜州(今陕西富县)以西、合水以东的方圆三、四百里的深沟峡谷内,采用分兵堵截、机动设伏的战术再败民军,并在打退了驰援陕西民军的马进忠、马光玉所率领的宛、洛之部后,又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使接任其舅舅高迎祥为“闯王”的李自成部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仅以18骑突围而走。 至此,陕西境内的起义军几乎被镇压下去。此时明军情势大好,但因清军在此时攻入长城,崇祯帝急调洪承畴与孙传庭回京防御,使李自成得到喘息。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今密云东北)、青山口(今迁西东北)入长城,明京师戒严;督各路入京勤王之兵的总督卢象升在巨鹿阵亡。明廷遂召孙传庭、洪承畴主持京师防守,升孙传庭为兵部右待郎兼右佥都御史,指挥各路援军。孙传庭抵达京郊后,由于他和指挥无能又器度极小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及中官高起潜矛盾颇深,杨嗣昌多进谗言,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而洪承畴则在京郊受到慰劳,并奉旨进殿拜见崇祯帝。

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并主张将孙传庭所带的陕西军全部留下,用于守卫蓟辽。孙传庭对此极力反对,认为“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愤,以致耳聋。

崇祯十二年(1639年),朝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仍不放过,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囚禁入狱。

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移军河南,时河南大饥,史载:饥民“惟恐自成不至”,“从自成者数万”。在孙传庭下狱的两年多期间,熊文灿、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出剿经年,寇势愈炽”,福、襄二藩相续告陷,杨嗣昌“忧怖死”,总理兵务的熊文灿亦以受贿伏法。而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拥兵数十万。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李自成二围开封之时,崇祯帝在众臣起用孙传庭的强烈呼声中从监狱中放出孙传庭,令他率兵往援开封。但形势已今非昔比:李自成势力已壮大,原先他训练的秦军已不成体系,他指挥的军队已无多大战斗力。开封之战的结果,李自成虽解围开封,但在襄城战役中擒杀了汪乔年。于是孙传庭改赴陕西,接替汪乔年出任三边总督,回到了他阔别三年的岗位上。农民军击败汪乔年后,又恢复了对开封的包围,孙传庭在陕督的位置上屁股还没坐热,崇祯帝就命令他出关救援开封,同时崇祯帝还给他一道密令——处死贺人龙。贺人龙是有名的长腿将军,是从起义军投降过来的,崇祯十三年,杨嗣昌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时,他从开县“噪归”陕西,以致张献忠突破重围,从容进入四川,一发不可收拾。在项城战役和襄城战役中,他两次抛弃主帅逃跑,导致战事失败,两位督师被杀。贺人龙与李自成、张献忠是老乡,都是陕西米脂人,崇祯怀疑他暗中通敌,因此密令孙传庭捕杀贺人龙。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初一,孙传庭在西安宣布崇祯帝旨意,处决了贺人龙,提拔其部下副总兵高杰接替。高杰是李自成的死对头,他原本也是李自成的部下,后来私通李自成之妻,事发后拐带李自成之妻投降官军。此前官军手中有三张王牌:一是陕西兵;二是湖广兵;三是保定兵。陕西兵的总督先后是傅宗龙、汪乔年和孙传庭,湖广兵的总督先后有丁启睿和侯恂,保定兵的总督是杨文岳。陕西兵的原主将是贺人龙,湖广兵的主将是左良玉,保定兵的主将是虎大威。此外官军还有孔贞会的四川兵、刘清泽的山东兵,朱大典的南京兵等,力量小而分散。崇祯帝力求三股势力联合围剿民军,但是在民军的巨大压力下,三军主将尾大不掉,三军不能协调配合,导致战事惨败。

襄城战役中,汪乔年率领的陕西兵解救左良玉的湖广兵,而湖广兵解围后不配合作战,这个不义之举导致陕西兵溃逃,结果是汪乔年战死,孙传庭接任。三个方面军两两组合,均遭失败。朱仙镇战役后,杨文岳逃到汝宁疗伤,左良玉逃到襄阳喘气,孙传庭则在陕西闭门整军。三军都己伤痕累累,无力再组织救援开封,只能躲在远处观望。无怪乎侯恂会说出“放弃中原,以江山社稷为重”的话,然而崇祯不仅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将他投入监狱。



孙传庭在陕西经过几个月的休整,稍有军力,崇祯帝就不断催促孙传庭进军,孙传庭于十月份带着新募的士兵出征。官军一路上偃旗息鼓,潜行于山中,打算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河南郏县,官军潜至民军附近。孙传庭令部将左勷率左军,郑嘉栋率右军,高杰率中军设下埋伏,牛成虎率前军挑战民军,诱敌深入。双方接战不久,牛成虎佯装失败,将民军引入包围圈,四面伏兵突起,民军“猝不及防,向东逃窜”,官军追杀三十里。孙传庭在兵力不如民军的时候,以智取胜,取得了与官军久违的胜利,然而由于此时天降大雨,官军又饿又冷,未能继续扩大战果。

农民军虽初战失利,但毕竟人多势众,在官军打扫战利品之际,民军主力杀了个回马枪,官军抵挡不住,兵败如山倒,孙传庭率残兵败将狂奔回陕西。官军此战原为长途奔袭,试图以战养战,而所到之处并无粮草,自己的粮草供应不上,士兵们不得不采集没有成熟的青柿充饥,因此人们将此战称为“柿园之役”。 

孙传庭自柿园之役败归陕西后,到处招兵买马、发展生产、置办武器,经过大半年的努力,陕西官军实力有显著增长。孙传庭还发明了一种战车,上面装载火炮,车厢里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粮食,名叫火车。这种火车共打造了二万辆,组成一个火车营,由总兵白广恩统领。崇祯十六年五月,崇祯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封他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并赐予尚方宝剑。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崇祯帝不从。崇祯十六年八月,在崇祯的一再催促下,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十万众东出潼关,同时檄调各路人马夹攻李自成。李自成得知陕西官军出关的消息,亲统大军北上河南迎敌。由于河南境内赤地千里,缺少粮草,李自成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把主力部队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地区,把后勤问题留给长途跋涉的官军。 

由于民军放弃了潼关到郏县的广阔地带,陕西官军一路上“势如破竹”,八月上旬占领洛阳,九月八日攻战汝州,民军督尉四天王李养纯投降。李养纯投降后向官军泄露秘密:民军的老营在唐县,精锐部队在襄城,地方上任职的文武官员屯聚在宝丰。孙传庭根据这个情报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行动,首先攻破宝丰,“斩伪州牧陈可新”等,然后挥师唐县,将安置在那里的民军家属斩杀殆尽。九月十四日,官军和民军主力在郏县进行激战,民军战败逃跑,官军紧追不舍,民军的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后来民军逃入襄城,官军也尾随而至。面对危局,一些民军将士产生投降的念头。这时大雨整整下了七天,城外露宿的官军苦不堪言,由于道路泥泞,官军的粮车难以移动,后勤出现严重问题。官军希望破郏县获取给养,但是郏县早已坐吃山空,破城后只得到一些骡马,很快就被士兵们分食殆尽。这时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率一万名骑兵从小路抄到官军后方,切断官军的粮道,李自成用大牌写下战书,约定日期同官军决战,以此麻痹牵拌官军。

士兵们有雨淋没饭吃,情绪开始浮躁起来,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决定回师迎粮。他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陈永福部下士兵看到陕西官军走了,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都愤愤不平,也都跟在陕西官军后面撤退。前军移,后军乱,陈永福无法控制局面(“永福斩之不能止”),官军队伍大乱,民军乘机发起进攻,官军全线崩溃。官军逃到南阳才缓过神来,调头迎战民军,双方展开大战。民军战阵共有五重,第一重是饥民,第二重是步兵,第三重是骑兵,第四重是精锐骑兵,第五重是家属。

官军攻破了民军前三重战阵,与第四重战阵的精骑相持不下,鏖战中,白广恩部火车营招架不住,率先溃败。火车营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骑兵也招架不住逃跑,战场形势瞬间发生巨变,由双方互相厮杀变为一方追杀另一方。民军倾巢而出,穷追不舍,一日一夜追杀四百余里,官军死亡四万余人,损失兵器辎重数十万。此役,大明仅有的“一副家当”损失殆尽,成了待宰的羔羊;民军士气高涨,趁机扩大战果,乘势夺取关中。

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总兵白广恩、陈永福投降李自成。十月初三,孙传庭战死,时年50岁。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

郏县战役和松锦大战(明与清在松山、锦州的决战,长达二年)一样,都是决定明朝命运的战略决战,在这两场战役中,明军并非没有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归于失败。

由上面简略的记述可知,孙传庭足智多谋、文韬武略兼备,对朝廷忠心耿耿,在参与和主持对李自成起义军的八年(1636-1644,其中有2年多坐监狱)“剿抚”活动中,曾经功劳卓著。在被崇祯投入监狱(1639年)前,他以陕西巡抚的身份,自己招兵买马,凑集军需物资,以出色的战略战术大败并生擒高迎祥,并率部与各路明军一起接连打败了起义军圣世王、瓜背王、一翅飞、镇天王等部,使关中地区得到平定。紧接着又击败民军的过天星、混天星部,打退了驰援陕西的马进忠、马光玉部。而后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打得李自成几乎全军覆没,仅以18骑突围而逃。孙传庭在前期与民军作战中,以少胜多,几乎是战无不胜,全胜在望。从监狱里新起用后也打过一些胜仗(如郏县战役前期),但为什么以后形势会急转直下,走向败亡呢?

 

三、孙传庭和明王朝失败的历史教训

 

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这样几条:明廷的腐败、崇祯的昏庸、天灾(如饥荒、天降大暴雨)的配合等等。

1、明廷的腐败。明朝第十三任皇帝即万历帝,即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10岁即位,在位48年。初即位的十年内,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朝政,厉行改革,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万历亲政后,一度励精图治,本人生活节俭,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还主持了“万历三大征” :平定了哱拜叛乱和杨应龙叛乱,帮助朝鲜击败侵朝日军,巩固了国家领土。但他执政的中后期怠于朝政,30年不上朝,又摒弃张居正新政。他的特点是贪色、贪财又贪权。特别是他重用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设东厂西厂,特务横行,良臣钳口或惨遭迫害,造成了“黄钟毁弃,瓦缶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政治局面。明王朝已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万历死后,儿子朱常洛(光宗)在位一月即死去,由儿子朱由校(熹宗)继位,在位七年,魏忠贤专权,朝政更坏。万历帝和朱由校(年号天启)给崇祯帝留下的是个烂摊子。

崇祯登基八年,把权倾朝野、被人们建生祠祭拜的宦官魏忠贤干掉了,并清理了魏的余党。他踌躇满志,立志振兴明朝,勤勉为国,励精图治,连三宫六院也不去了。

但崇祯帝生性多疑,又缺乏知人之明。当时,在位文武兼备的大臣袁崇焕,镇守东北边疆,英武难比的努尔哈赤常吃败仗,而且身负重伤,随即病逝。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发誓为父报仇,但也害怕袁崇焕。待到有机会攻打北京时,崇祯唤袁去保驾,皇太极也打不过袁。皇太极用了熟悉崇祯多疑个性的汉奸谋士出的主意,用了离间计,使耳根软、疑心重的崇祯认定袁勾结满清,把袁关进监狱。此事激怒了长期跟随袁的将军祖大寿,他直接带着宁远的兵撤离北京,不管这位不辨忠奸的皇帝了。朝中大臣感到大势不好,才劝崇祯和袁崇焕,促使崇祯下令,并由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亲笔信,这才让祖大寿带兵返回,继续保护皇上。不久,崇祯还是疑心袁崇焕有异心,判他个千刀万剐,并宣布其莫须有的通敌罪状。当时京城的人不明真相,抢着吃袁崇焕的肉。一代忠良、文武双全的北方干城之将就此消失。这无异于自废武功,自砍左膀右臂。

在无人可用时,有两个人才脱颖而出:一个是孙传庭,一个是洪承畴,二人打仗筹粮都有办法,在陕西把高迎祥、李自成等的起义军打得满地找牙。但崇祯又疑心二人对他不够忠诚,不给他们足够的权力,导致民军不能被彻底消灭而流窜到陕西以外。洪承畴略去不表,单说孙传庭的遭遇。

当秦抚(陕西巡抚)告缺,陕西告急,在朝臣推荐有军事才能的孙传庭时,崇祯立即起用,“辰启事而申报可”,即不到五个时辰就办完了任命手续。崇祯在便殿召见孙传庭,“慰勉有加”。传庭面奏:“往事,秦兵宿边镇(抵抗外侵),而秦抚臣(巡抚)治其腹(治境内),诚不烦置兵;今贼反在内,臣恐不能以徒手扑强贼。”此言是切实必行的。而崇祯是什么态度呢?“上频蹙曰:措兵难,措饷更难,无复以乏兵为言,朕姑措扃寺(国库),六万金给,而今岁饷后,则听若(你)自行设处,不中制!”崇祯在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面前,只知频频皱眉头,说兵饷难,只给六万两银两,以后你自己想办法,朝廷再不管了,可见他是一个无能而不负责任的皇帝。孙传庭“受命而西,以灭贼为己任,简募标旅,得胜兵三千人,自将之”。就以这点部队擒高迎祥,斩拓养坤。原来西安有四个卫所,其中屯军二万四千人,田二万余顷,其后标营之骁渠(强而不守法的头领)许忠、刘世杰辈“劫其课,虚其籍”,就是说几个官军的坏头头把屯田之收入非法占为己有,把驻屯兵的户籍也取消了,以至孙传庭用尽搜罗的本事,连三百人也凑不到。孙传庭就撤掉许、刘等人之职,重整驻屯军,“得军万一千有奇,岁收屯银十四万五千余两,米麦万三千五百余石”。

但崇祯有眼无珠,放着孙传庭这样的杰出人才不重用,而用无德无才,鸡肠狗肚的杨嗣昌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军事统帅)。杨给皇帝陈上方略:“以秦督洪承畴兼剿务,而用广抚熊文灿为总理,分四正六隅,马三步七,计兵十二万,加派至二百八十万,兵合之后,期以百日平贼”。传庭力争之,说:“无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屡经溃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贼不必尽而害中于国家。”崇祯听不进忠言,也判断不了二人之言的是非,而杨嗣昌对孙传庭非常愤恨。此前,兵部决定,“秦抚当一正面,募土著万人,给饷银二十三万,以商、洛等处为汛守”。孙传庭知剿功必不成,辞于上曰:“臣自有屯课足赡兵,无需饷也。”杨嗣昌更加怀恨在心。孙传庭于屯课外,把各郡积余及抚恤家属之款都统筹调用,得银四万八千余两,命副将市兵于藩、募兵于夷(雇佣外族军队),复调边镇各道将亲兵,自办一旅。孙传庭反对兵部限期募兵迫使下边报假数字的做法,说明自己保证扼守商洛,不使民军攻入,而逾期剿灭不了民军不是我的责任。杨嗣昌无理可辩而怀恨更深。孙传庭在陕西屡建战功“威著中外”,两次奉诏进秩,当加部衔时,杨嗣昌压住不肯上报。杨嗣昌限“百日破贼”的目标没有实现,反而被民军攻占汉阴、石泉,他不自责而诿罪于孙传庭,削其所加秩。像这样的打压屡次出现,昏君崇祯自有其严重失察、不主张公道的责任。“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选”(李白诗)。

“杨嗣昌惧公(孙传庭)说闻于上,则无以解前罪,而结后眷,谋杀公益亟”。他移花接木,挑动一个有过而面临皇上督责的大臣“速参督师(孙传庭)以求自解”,崇祯竟听信谗言,下旨让孙传庭“部院勘议”(接受审查)。故虽被杨召回抵御清兵而不得参与重大决策;杨又决定留下孙所带的秦军,传庭力争不可,而杨不从,而致孙郁愤而患耳聋。孙不得不请病假,而杨诬孙诈病并上告他,崇祯帝在派人调查孙“真耳聋”的结果后,崇祯帝仍把传庭及负责调查的人投入监狱。清人林芬《题潼关尽节图》云:“下公于狱复出狱,事急用之真可伤”。这的确不能不使人扼腕痛惜!

总的说,明朝灭亡,孙传庭战败,根本原因是明朝廷的腐败,《明史·熹宗》说:“明自世宗(嘉靖)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万历)末年,废坏极矣……而重以帝(熹宗)之庸懦,妇寺窃权,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腐败渗透于军政各方面。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1569-1625)文武双全,多有功绩。明熹宗(朱由校)16岁登基,年号天启,在位7年。天启5年,他听信魏忠贤谗言,冤杀熊廷弼,“传首九边”。崇祯中敌离间计,凌迟处死抗清名将袁崇焕(1584-1630)。熊与袁崇焕的被冤杀,使明廷失去抗清的两员干将,余人无可替代。崇祯缺乏知人之明,器度小,容不下刚直如孙传庭之人;疑心大,任人不专,听信和任用奸佞小人,由太监任各部队的监军,而有意无意地排斥打压忠臣良将。

《明史·庄烈帝》(庄烈是清朝给崇祯的谥号)载,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内城,崇祯在万岁山(即煤山,也称景山)吊死前,在衣襟上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衣冠,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这是崇祯的遗嘱。值得重视的是,他临死似乎有点自责(“凉德藐躬”),但仍然是诿过于人:都是大臣误了我的事!另外,他临死还不忘告诉起义军的人:我的尸体随你们分裂,但不要伤害一个老百姓。这说明他不是一个不想治国安民的坏皇帝。《明史》说他“即位之初,慨然有为,沉机独断,刈除凶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免。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他“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fèn,败坏,破坏)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他是杀了魏忠贤这个专权宦官,又用其他宦官),举措失当,制置乖方。”这段话,大体上比较准确地评价了崇祯,指明了明朝灭亡的主要责任在崇祯。以下说的几条军事失败原因也与崇祯的这些致命缺点有关联。

2.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失误。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四正六隅”、“百日平贼”战略决策不符合当时的军队难以统一指挥的状况,集合兵力二百八十万也做不到,百日平定民军的期限更不现实。正如孙传庭所言,“步兵屡经溃蹶,且民力竭矣,恐不堪重困”。“用多而不用精,非徒无益,且害国害民”。执行结果,除孙传庭不执行这个战略而自带部队打了大胜仗外,其他方面军均无甚战果,“百日平贼”之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其他如清兵入侵时,杨嗣昌轻率调孙传庭统率陕西军入京畿,给民军在陕西以发展机会,而且欲留秦军于京畿之决定,都是错误的。正如孙传庭所说:“年来疆事决裂,由计画差谬” (《鉴劳录》)。

3.误判敌情,剿抚失当,错失决胜时机。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例如:总理熊文灿负责镇压河南境内的民军。当时民军中有十万回族军人,民军分为13股,聚屯于殽山和函谷关之间,连营数十里,面对如此劲旅,熊文灿却企图不战而招降。民军假装答应,而提出过高的要挟性要求。孙传庭投袂而起曰:“天下之寇尽在此矣,我出而击其西,总理击其东,贼不降则灭矣。此贼灭,则天下遂无一贼,献贼(张献忠)虽狙伏谷城,不敢独反也!”传庭“提部出潼关,击贼于河南之阌乡山中,大败之”,“东西驰逐,莫敢当者。贼大震惧,以总理(熊文灿)手谕驰上”,曰:“公且回,旦暮即就降”。传庭曰:“尔曹姑就总理讲抚,而日攻屠堡寨不已,殆伪也。降即解甲来”,不然,“吾兵且复进矣”。明日,传庭“躬环甲胄,督兵往击之”,行不数里,得总理传檄(公文),谓:“吾抚功已就,毋妒吾功而害其成,纵部下相残杀”!你看,熊文灿错判民军投降,熊还认为传庭是妒忌他的招抚功劳而滥施杀伐!接着,传庭又得到杨嗣昌的亲笔写的命令,和熊意见一样,只要招抚。传庭不得不放弃进攻,而“贼迄不就抚,移窥商洛。“公(传庭)从关内发兵御,贼至,击走之,南入于楚。是役也,寇几告平。惟是总理信贼过,且欲檄传以就抚功,而独居之,故为贼所绐,旋遁去,驯致后难云。”(以上引文多引自《孙传庭墓志铭》)

像这种误判敌情,剿抚不当的事不止一次两次,结果是错失良机,养大了民军。

4.兵未练好,仓猝出战,招致失败。崇祯十五年正月,“起传庭兵部右侍郎”,传庭“日夜治军为平贼计,而贼已再围开封”。崇祯下诏让御史“苏京监(督)辽、宁、甘、固军(还是不信任孙传庭),趣(催促)传庭出关。传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听。



崇祯十六年五月,命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寻进兵北军务,赐剑(尚方宝剑)。”虽重用传庭,但为时已晚。孙认为“而我军新集,不利速战,乃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三家出壮丁一。”选“火车载火炮甲仗者三万辆,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督工苛急,夜以继日,秦民不能堪。”这已是“柿园之役”败回关内之后,劳役、粮草及其他军需,只能在陕西境内解决,故秦民负担太重,不堪忍受。在这种情况下,“公陈兵长安,马步五六万人”,已属不易,训练、整顿须待时日,而崇祯下诏:“兵已成,宜速出”,“趣(催促)战益急”。据《明史·李自成》载,潼关战役后两个多月,即“崇祯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可见,潼关战役时孙传庭的兵力只有民军的十几分之一,从兵员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再加上新招募之兵训练不够,极难取胜。所以,孙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顷之,不得已再议出师”(见明史本传)。八月十日出师潼关,九月八日,师次汝州,“伪都尉四天王李养纯降。养纯言贼虚实”,遂连破宝丰、唐县,转战至郏县,“遂擒伪果毅将军谢君友,砍贼坐纛,尾自成几获(追李自成差点抓住他)。贼奔襄城,大军遂进逼襄城。贼惧谋降。自成曰:无畏!我杀王焚陵(明皇陵),罪大矣,姑决一死战。不胜,则杀我而降未晚也。”你看这形势,已是大有利于明军了。

但此时的官军“皆露宿与贼持”,“暴雨大降,七日夜不止,粮糗露积河北而三日不至军中。”士饥,攻郏破之,获马骡啖(吃)之立尽。后军哗于汝州。“贼大至,流言四起”。不得已还迎军粮,留陈永福为后拒。前军既移,后军乱。”此时民军众,官军寡,官军又饥又饿,军心动摇,不能抵敌,被民军追杀四百里,至于孟津,死者四万余,亡失兵器辎重数十万。“传庭单骑渡过垣曲,从阌乡济”,渡过黄河,“贼获督师坐纛,乘胜破潼关,大败官军,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跃马大呼而歿于阵”。此役负责断后的将军白广恩降敌。这次潼关战役,以及前边的郏县战役,曾有机会消灭民军,但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对新募战士训练不够,被迫仓猝出战,官军转胜为败,孙传庭死于战阵之中,而明朝灭亡已确定无疑了。清人有诗惋叹:“忽檄止兵忽驱战,朝权遥制干戈场(清人林芬批评崇祯瞎指挥)”,“出关早信非全策,争奈中朝出战何!”

5.统领各路兵马的将领各自为政,不服从统一指挥。表现在杨嗣昌“四正六隅”战略的不能实现,也表现为如熊文灿、白广恩、高杰等各将领的不服从指挥,尾大不掉。孙传庭任兵部尚书、督师七省总共才五个月,他不可能改变这种尾大不掉,保存实力,不服从统一指挥的状况,郏县—潼关战役中,除传庭直属部队外,其他各将领的表现就是证明。

6.将领多有对国不忠,临阵投降者。潼关战败,孙传庭的副将孙秀枝,参将黑尚仁及材官小将共八十人,不屈而被杀。这也表现出孙传庭教育、训练出的部属是忠义为国的。但除此之外,少有为国尽忠死节者,如秦帅贺人龙,原为民军首领,后降归官军,兵最强,而心不为国家用,后崇祯下令由孙传庭处死,这且不说。在潼关危急时,官军主力将领曾率领火车营的白广恩“率其众保妻孥夺门出”(见传庭墓志铭),“广恩降贼”(见明史孙传)。在自成打到宣府时,太监杜勋降,唐通、杜之秩降《明史·庄烈帝》。在清兵入关时,吴三桂降清,引清兵入关;大将洪承畴降清,为清兵扫荡中原做开路先锋,叛将汉奸不少。“材官铁骑战如云,不降即走徒纷纷”(清吴伟业诗)。这也是明亡的重要原因。

7.孙传庭自己的失策之处。孙传庭在高迎祥被擒,拓养坤“震惧乞抚”,其副将“弃拓来奔”时,孙能厚待之,故拓养坤能归降;而在过了一年养坤复叛去时又追杀了拓。在大败民军大天王时俘虏其二子而不杀,招大天王来降。这无疑都是正确的。但他在潼关战死前的九月份,出关破宝丰后,“捣唐县,破之,杀家口殆尽,贼满营皆哭”,这种做法就是不正确的。这样做不利于争取民军投降,反而会激发其斗志。而且这也有背于人道主义精神。在战术上,柿园和郏县战役中对军粮运输重视不够,致使民军趁天雨切断粮道。

8.天灾帮助了民军取胜,促成了官军的失败。李自成起义时,关中多次发生大灾荒年。饥民在地主阶级和腐败明朝廷的压迫剥削下,本来生活已很困难,天灾一来,更无后路,于是起而造反。以后数次饥荒年,也促使贫苦农民投入起义军中。《明史·庄烈帝》载,崇祯元年,“陕西饥民苦加派,流贼大起,分掠鄜州、延安”。崇祯七年,“陕西、山西饥”。崇祯十三年,“两畿、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旱蝗,人相食”,“李自成自湖广赴河南,饥民附之”。天降大雨,发大水,给民军水淹开封准备了条件。而“柿园”“郏县”两次决定命运的战役中,都有暴雨七日夜不止,使官军粮草不继的天灾。“兼旬绝糗粮,霖雨败旌旄”(清人冯廷工)。明史说“此殆有天焉,非其(孙传庭)才之不任也”。这有一点道理,但显然不是主要原因。“忠魂义胆塞天地,国破岂尽在苍穹(天)!”(清赵三祺《潼关行》)清朝进士鲍源深诗云:“存亡关国祚,成败问天心”,是说传庭的战败关系明朝之存亡,这里的“天心”,自然包括大自然不可抗拒的规律(如天灾),更包括统治阶级的人心向背,民心向背。

 

四、对孙传庭的有关评价

 

清朝兵部尚书黄钺写悼念孙传庭诗云:“食兹旧德当敬思”,“马革欲裹悲无尸”。清进士鲍源深诗云:“庙堂无胜算,疆场有孤忠”。这是对孙传庭人生悲剧的真实写照。

孙传庭是个很守道德的人。从私德讲,“性至孝而睦宗族,每处事必出人意表,扬历中外,摘奸邪如神。为德于乡,如定乱全城,犒军赈饥,诸事甚多”(孙传庭墓志铭)。

从公德讲,“公肝胆、智计迥绝人群,一意急国难,无论毁誉、祸福,即身家性命不复顾”。“以公之忠,公之才,实可戡祸乱、定太平”。

孙传庭是关心民生疾苦的,这在他写的多首诗中,都有流露。如《苦雨》云:“蝗旱愁初歇,重怜雨不休。田庐翻作沼,儿女欲成鳅。索饷追呼急,征兵羽檄稠。萧条四野内,不忍豁双眸”。对天灾人祸、索饷征兵导致生活悲惨,四野萧条,都不忍睁眼看了。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苍生满眼乱离中,索饷征兵处处同。直北烽烟连成垒,天南踪迹叹飘蓬。衔杯醉倚三台月,看剑悲来万家风。忽忆家山摇落际,欲同阮籍泣途穷。”满眼乱离,索饷征兵,北有清兵攻掠,南有农民起义,家山摇落,人似飘蓬,作者看剑悲来,有阮籍途穷之哭,兴报国无门之叹。足见他有忧国忧民之心。




孙传庭责己尽忠,临难不苟。在他被诬陷,从陕西巡抚变为阶下囚时,还在《监劳录》的序和跋中说:“臣履极难之地,肩极重之担,当极敝之时,”“捐麋顶腫,何劳敢言”;“而深感于疆吏之难也,蓄缩(畏缩、退缩)无论矣,即发肤不敢爱,而济事为难;庸疏必及矣,即犹略可自救,而获上为难;幸而树尺寸邀宠矣,而构忌转丛,初终难保。”“此实臣报国有心,救身无术,自阶之厉(自取祸患),以至下贻鲜终之讥,上累知人之哲。臣罪万死莫赎矣!”他坦陈自己不怕尽职之千难万难,而只患成事之艰难;取得上边(包括上级直至皇上)的信任之艰难,特别是有所建树而引起多方嫉恨和构陷,以致有始无终,初心难保。他身在冤狱,仍毫无怨尤,却为自己报国有心,致身无术承担罪责。求“毕陈芹曝之悃,维宗社苞桑之计”。其耿耿忠心,感地动天。

孙传庭勇敢而富于牺牲精神。清代著名诗人吴伟业称颂他的英武:“雁门尚书受专征,登坛盼顾三军惊。身长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叱风云生”。在当时的起义军中,高迎祥力量最强,拓养坤人数最多,这二人都是孙传庭捕杀的;李自成的两次濒临绝境,也主要是孙传庭的战绩。在潼关战败,失败已成定局时“公恐为贼(民军)所执辱,挥刀跃马入贼群”(墓志铭),慷慨赴死。“想见横刀冲阵日,干霄应透剑光寒”(清谢元淮)。这较之降清的吴三桂、洪承畴辈,不是忠义可嘉吗!

他不仅自己为国尽忠,还教导夫人和全家躬行忠节。“初,孙传庭之出师也,自分必死,顾语继妻张夫人曰:‘尔若何?’夫人曰:‘丈夫报国耳,勿忧我。’及西安破,寇且至,降将张文耀感公恩,愿以死保淑人(张夫人)间道归晋,左右劝从之,淑人持不可,曰:‘吾知死而已,不知其他也!’”(墓志铭)“遂率二女三妾沉于井,“挥其八岁儿世宁亟避贼去之,儿逾墙堕民舍中,一老翁收养之(后在老家的长子世瑞赴秦,从井中为母亲收尸归葬,并带回世宁)”。


█ 《大明劫》中的孙传庭夫人与幼子


清代有不少著名诗人写诗赞颂孙传庭全家赴死:“有臣死国妇死夫,高风大义厉顽愚”。“孙公洒血潼关道,神马不归嘶碧草;花袍玉剑委红泥,谓水飞鸦波浩浩”。“一门仗节古来少,日月飞光同皎皎”(清冯云骧)。“貔貅帐冷星猶陨,风雨香销梦不还”。“乾坤血溅孤臣泪,日月精悬烈女心”。“河山不尽兴亡恨,夜夜乌啼枫树林”。(清武全文)

据孙传庭后人、早年参加革命的孙韵生(石油部副部长张定一的夫人)说,孙家有两件珍贵传世文物,一件是崇祯赐传庭的宝剑,一件是潼关图,可惜这两件文物都见不到了。清诗人瞿颙《题潼关图》云:“日薄虞渊渐欲沉,二崤风雨寇方深。运移纵无回天力,身灭还留报国心。灞岸春芜藏战骨,渭桥秋涨咽哀音。披图指点招魂地,赢得青衫泪满襟。”清诗人焦友麟《题潼关图》云:“兵退潼关恨不禁,那堪覆辙又重寻。恩深不堪熊袁死,事去谁留贺(人龙)左(良玉)心。夜雨行营悲冷灶,秋风战血上衣襟。羽书莫怨飞催急,天意苍茫叹到今。” “国破尚留忠愤补,谋深难荷圣明知。河山气逐英雄尽,坐使长安寇马驰。”诗人表现了对传庭忠义之操的景仰和对其人生悲剧的沉痛惋惜。

孙传庭以自己洁白清忠的行动,彰显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中华传统美德。

对孙传庭,也不宜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明朝腐败,已经到了“大厦将倾,一木难扶”的地步,靠一两个忠臣良将已无法挽回。如以成败论短长,则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曾何救于宋?但他们忠于国家的一片丹心仍永照汗青。对孙传庭也宜如此看。

“马革欲裹悲无尸”。崇祯不褒赠的原因是没找到孙传庭的尸首,而怀疑他逃匿。故有必要据史实作点说明。

据当时在孙传庭身边、后来生还的孙传庭的部下冯容证明,潼关将破时,孙传庭恐为民军俘虏被辱,“挥刀跃马冲入敌阵,遂遇害”。李自成入城,下令悬重赏活捉孙传庭,而杀害孙传庭的不敢自己承认,知情者相互隐瞒,公尸遂不知其处。“而秦晋之忠义士,欲借公余威慑强寇”,扬言曰:“孙公出潼关,旦夕起大兵图恢复”。这是造成传庭尸首未找到的几种原因。清代翰林冯云骧《潼关行》赞传庭:“惟成仁之夙矢(平生志愿),故杀身其非难”,“壮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时危见臣节,世乱出忠良”(鲍照)。孙传庭做到了。

只是由于崇祯的昏庸,对忠臣的怀疑与不信任,才造成了孙传庭前有“功多翻下狱,士卒但心伤”,而后有“大河南岸野云横,惨淡幽魂不受旌”(清沈会霖)的不公正待遇。

因孙传庭在当时战死而不得封赏,曾被官员士绅误解、曲解甚至抹黑。“海内缙绅有不知公者,或谓公疏(办事粗疏),或谓公傲而愎,自用而不肯用人,故及于败。”而“常从公行陈间”,为传庭幕僚的冯容证明:“公每剿贼至其地,必召问土人,图画山川,谋定而后战”,常告诫部将“宁失全功,无中贼伏;兵既出,则坐止无恒处,食不下咽,公其疏者哉?”“公折节(屈尊下人)一书生(指冯容)”,“待如上宾,小则诗歌、疏读,大则用人、决机,近则造膝(促膝交谈)筹谋,远则亟书辩论,生(冯容)意所不可,或者所规划者,莫不欣然从改也。甚至乡人之无足比数者,偶发一善言,公终身称之不能忘。公岂傲而愎、自用而不肯用人者哉?”(孙墓志铭)。至于杨嗣昌之处处设绊使坏,以至欲杀传庭,纯属小人。诚如清代诗人丁澎所言,那是“权奸肆嫉柄国钧,一疏排陷垒孤臣”(《哀潼关》),“竖子从来挠国是,先生何事傲天心”!其他几个对他掣肘的人,如总理、豫抚,其本人缺德少才,是崇祯用人不当所致,而不能由孙传庭负责。他是“死节死忠完一是,浩然正气本无亏”(清人徐广绪)的。他做到了:“运移纵无回天力,身灭还留报国心”(清瞿颙《题潼关图》)。今天读他的事迹,我们依然会“临风慷慨怀前烈,抚剑长歌亦怆颜”(明人何乔新)啊。

还历史以真相,还传庭以清白,还世人以道德楷模,还社会以公平正义!


 

五、结语

 

明史说“传庭死而明亡矣”,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不能仅从字面理解,需要充分理解它的话外音。本文根据史料做了粗浅的解读。这里不再赘言。

还想说的话,是我们今天在读史、品评人物之余,应受到什么启迪?我想简单点个题目。

制度是决定性的。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到了明清之时,已经发展到尽头;已完全不适应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兴起的潮流。大势所趋,企图扼杀资本主义萌芽,挽回封建制度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也要顺应潮流,一切向前看,从国情出发,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出发,不动摇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

改革,方向正确的改革,是社会进步、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明朝张居正改革被基本否定,万历走了回头路,又懒政怠政而任用宦官,特务横行,势必走向天怒人怨的境地。今天,我们必须把改革方向搞端正,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使发展有动力,社会有活力。

对民生一定要十分关注。人民活不下去就会起来革命。今天,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为人民谋幸福,使人民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有国家和社会的安定,才有资格领导民众,才能调动、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持续发展。

我们今天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兴衰周期率”的问题,还必须不断地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首先是反对腐败堕落,永葆革命青春,密切联系群众,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要以百姓之心为心,真心实意地把人民群众当做自己的“大地母亲”;要不断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特别要注重选人用人,明朝灭亡与此有很大关系。“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孟子》)。高层领导要善于识人、用人,有胆量委以大任,不听信谗言,保护人才发挥最大作用。这是对天下的大仁、大爱和大善。党的自身建设和政府公务人员的队伍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原常务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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