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威拉·凯瑟:邂逅福楼拜的外甥女(李文俊 译)

黄灿然小站 2018-05-22

左:卡罗利娜·柯芒维尔                          右:威拉·凯瑟


邂逅相遇


读过李健吾先生译的《包法利夫人》的细心的朋友一定会注意到书后所附的《亲密的回忆》,这是出于福楼拜外甥女卡罗利娜·柯芒维尔笔下的一篇凄婉动人的文章,作于1886年。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卡罗利娜与舅父关系极为密切。她是福楼拜钟爱的小妹妹婚后第二年所生的孩子。小妹妹难产去世(1846年)。福楼拜把这个遗孑带回家中抚养,两人(有一段时期还包括福楼拜的老母亲)相依为命。卡罗利娜两次适人,柯芒维尔是她第一个丈夫的姓,第二个丈夫姓弗兰克林-格卢;但是在她心目中,舅父始终是自己最最亲的亲人。


威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美国现代女作家,她对法国文化十分崇敬,曾多次去欧洲旅游。1930年,她在法国疗养胜地艾克斯莱班与她最佩服的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这位至亲不期而遇。对她来说,这位“曾亲芳泽”的老太太不啻是上世纪高峰期法国文学传留下来的一块“活化石”。面对这番情景,她真可谓感触良深。相遇后的第二年,老夫人去世了。为了纪念这场友情,凯瑟也写下了自己的回忆。这里既有福楼拜与其友人的姿影,也饱含卡罗利娜的感情积淀与凯瑟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多姿多彩、情文并茂的回忆文章。凯瑟传记的作者E. K. 布朗也认为这是凯瑟所写的最完美的散文中的一篇。文章最初发表在1933年2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后收入凯瑟的散文集《来到四十勿读》(1936)。篇名《邂逅相遇》的原文为“A Chance Meeting”。翻译过程中就篇内所引法文请教了金志平先生,有几段法文是请他代译的,特此致谢。


译者




这件事发生在艾克斯莱班,世界上最可爱宜人的地点之一。我下榻在艾克斯大旅社,它面对一个有缓坡的小广场,广场上有一座维多利亚女王的铜头像,是为了纪念女王莅临萨瓦省这个历史悠久的矿泉疗养地而建立的。夜总会与歌剧院比邻而立,就在花园的正对面。这座旅社是为四十年前的游客建造的,那时的人喜欢宽敞的房间、硕大的浴室以及安静。它一点儿也不时髦,但是非常舒适。很久以前我总听到匹兹堡与费城有根底的老人谈起它。较新的旅馆都坐落在城高处陡峭的山上,它们那里有流行的玩意儿:喧闹、爵士乐,还可以跳舞。


在餐厅里我经常注意到,离我不远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老太太,是位法国女士,她总是独自一人用午餐和晚餐。她看上去确实是年事很高了,总有80好几。人有点虚弱,但是一点也没有干瘪或是抽缩的样子。她不能算胖,可是体态却有了老年人由于某些不快的原因难以避免的那种不匀称。她身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她的精巧的头部,非常优雅地长在双肩上,造型很美,让人不由想起某些罗马妇人的胸像。她前额不高,很直,鼻子的角度也搭配得正合适,她的两颞显得非常可爱,这种情况是很少见到的。


在我观察她进出餐厅时,我注意到她稍稍有点瘸,但是她全然不在意──她的步子迈得小而急,显得很不耐烦,肩膀使劲往后挺。可以看得出,她对老龄的局限根本不屑一顾。她经过我桌子时常向我投来锐利的一瞥或者是淡淡的半个微笑(她的眼睛可真清亮),仿佛想跟我说什么,可是我总保持沉默。我外语能力不太强,跟这样一位老太太说几句客套话又没什么意思,只消看一眼就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了。要和她交谈,你得轻松自如才行。


有几次,一大清早,我碰巧看见她走出旅社钻进她的汽车,每一次,她的司机都拿下楼放进车子一把帆布折叠椅、一个画架,还有捆在一起的一些画布和颜料盒。这以后他们便开动车子往山上驶去。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那是1930年的8月下旬,艾克斯莱班难得有这么热的──还敢出去画画儿,这准是一位勇敢的老太太了。每天晚上用完晚餐,老太太便消失在电梯里,回自己的房间去。可是过些时候,她往往会重新出现,穿着上歌剧院的服装,由她的女仆陪同着到外面去。


一天晚上,没有歌剧演出,我看见她在休息室里吸烟,我是到那里去写信的。那是个非常热的夜晚,所有的窗子都开着;我看见她把带花边的披巾往肩膀上拉,便走过去关上其中的一扇。这时候她用纯正的英语对我说:


“我觉得这股穿堂风是从餐厅吹来的。如果你吩咐侍者把那两扇门关上,我们就觉不出风来了。”


我找到侍者,让他把门关了。等我再进来,老太太向我道了谢,指指自己身边的一把椅子,问我有没有空抽一支烟。


“你要在艾克斯呆上一段时间吧,我猜?”我坐下来的时候她问道。


我回答说是的。


“你喜欢这个地方了,那么说?你是在治疗吗?你从前来过这儿?”


不,我没有在治疗。我以前来过,再次来仅仅是因为喜欢这儿。


“跟别的许多地方比,这儿的变化算是最小的了,依我看,”她说。“我断不了来这儿,前后足足有35年了;我跟艾克斯莱班有缘份哪。再说呢,我喜欢这儿的音乐。我住在南方,在昂蒂布,你去听大巡回演出了吗?昨天晚上的《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你去听了吗?”


我没有去听。我告诉她我觉得晚上坐在戏院子里太闷热了。


“不过那里也不见得比别处更热。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


她声音里有一些责怪的语气,我便添加一个理由说我认为那几个主角也许算不得出类拔萃,我听歌剧就要听唱得特别好的。


“他们够好的了,”她郑重其事地说。“听瓦格纳我对嗓子并不挑剔。我去听的是乐队。昨天晚上指挥是阿尔伯特·沃尔夫,我们最杰出的小乐队指挥之一。”


我说没听到歌剧我感到很遗憾。


“你明天下午想去听他的古典音乐会吗?他会把拉威尔的《圆舞曲》处理得很高明的──如果你喜欢现代音乐的话。”


我赶紧说我打算去的。


“不过你预订座位了吗?没有?那我得劝你马上就去订。这地方最理想的办法是预订全套演出的座位。当然,你不必每场都去;不过这可是最好的办法。这里晚上无事可做,除非你趴在牌桌上玩牌。再说,马上就要到9月了,天一点点低了,剧院是不可少的。”老太太停住嘴,皱了皱眉,用她那只怪有意思的手作了一个表示不耐烦的姿势。“我应该怎么说?不该用‘低’这个词儿,不过我很少有机会说英语。”


“你可以说天一点点短了,不过我觉得‘天低’这个说法挺漂亮的。”


“还有点诗意,是不是?”


“也许是吧;不过是恰到好处的那种诗意。”


“你的意思是?”


“它不完全是文诌诌和书面上的。英国好几个地方的乡下人都用这样的说法,我想是。我还听到过美国旧时的农民也这样说,那是在南方。”


老太太短促地干笑了一声。“那么说,一个词只要农民也用,那就是很妥当的了,是吗?”


是的,我告诉她,这正是我意思:很妥当,一点不错。


这第一次交谈我们聊的时间比理应的稍稍长一些。她问我去没去过沙莫尼,还竭力劝我一定得去萨朗什附近的一个地方,不久前她来艾克斯莱班的路上曾去那里访问过几个朋友。在回答她的问题时我用了一个愚蠢的做法,那是人们在与操另一种语言的人交谈时往往会采用的──用极其简单的言词来解释自己的意思。她皱皱眉头拦住我说;“对不起,就用惯常的方式说好了。有一段时期我的英语还是满不错的。如果我现在说得不好,那是因为缺少锻炼的缘故。”


我跟她道了晚安,接着就在一张桌子前坐下写信。在回房间的路上我停下步子,跟一个一起旅行的朋友说,我们一直很欣赏其风度的法国老太太说一口纯正的英语,非常流畅;而且,真的,似乎对语言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力。





第二天热得出奇。早上,环绕艾克斯的那些美丽的山脊看上去清晰突出,可是葡萄园却显得萎靡不振。接近中午,群山变得迷迷蒙蒙,阳光透过一重稀牛乳似的大气倾泻而下。我对音乐厅里的闷热不无忌惮,不过到了两点钟我还是去听阿尔伯特·沃尔夫的音乐会了,在那里我欣赏到一种拉威尔《圆舞曲》的演奏方式,那是我不敢期望再次听到的;乐队很小,但是训练有素,指挥确实是第一流的。


节目很长,中间有两次休息。最后的那组作品好像不特别有趣,音乐会没有这些也已经是够长够精采的了。我想不听完也不要紧。我打算走到广场上去在罗马拱门旁喝一杯茶。在走出通向花园的门厅时,我看见法国老太太和她的女仆坐在廊子上。她穿了一袭白裙子,戴一顶有花边的遮阳帽,在使劲地挥动扇子,汗珠使她扑了粉的脸上现出一道道深色的印痕。她招招手让我过去,问我喜欢不喜欢这些音乐。我告诉她我喜欢,确实很喜欢;可是现在我欣赏甚或是听下去的承受力已经耗尽,我打算上广场去喝杯茶。


“噢,别去,”她说,“何必呢。你可以在这儿的花厅里喝嘛,味道也不坏,而且还来得及回进去听最后一组作品。”


我谢过了她,穿过花园,不过我还是无意把音乐会听完。瞧一件件事情如何进行到底无疑是这老太太的一个习惯:可不是吗,她在认真观察生活直到看见它的结局,她在这样的大热天去听音乐会去看歌剧;她还操心别人应该怎么听,她连拉威尔该怎样演奏也要管,照说对新音乐的兴趣她能追踪到赛萨·弗兰克也就算可以了。


我穿过假山山洞,走出俱乐部的花园来到街上。我去到广场,和在勒瓦尔山结识的几个满讨人喜欢的英国人一起喝茶,这里面有来此地度假的一个年轻的英国商人和他的妻子。我多少有点逃脱了一个严厉的女教师的管教的感觉。老太太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人都希望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完成尽可能多的事。我不久后发现,对她来说,完成什么,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永远让事情完成得好些更好些,”我与她熟识后有一次她这样说。


我换衣服准备去用晚餐时,心里作出决定我得走开几天,到勃朗峰底下的上萨瓦山区去。那天晚上当老太太叫住我要和我讨论音乐会时,我向她请教到了那边该住什么旅馆的问题,因为我们初次交谈时她提起过几处山中胜地,从萨朗什走非常方便,那是我非去不可的。


她立刻就推荐了一家旅馆,位置很高,非常凉爽,接着又开列了一整套从那里出发可以游览的地点,还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游览日程表,我一听就知道自己不应该遵从。我去那里仅仅是为了避开炎热以及从一个较好的角度观看勃朗峰──完全无意熟悉这一带的乡野。





我的山中之行极其成功。老太太对我所作的每项建议都非常高明,我很感激她。我滞留的日子比原定的要长。一天深夜,我回到艾克斯莱班,第二天我早早起床,来到堤岸上,我觉得艾克斯这个地方不管什么时候回来都是让人心里高兴的。等我回旅社去吃午饭时,我又看见老太太了,她坐在紧靠门外的一把椅子里,显得又疲惫又憔悴。在这儿她有自己的汽车自己的司机,干吗不跑开去避避暑呢,这我倒真是不明白了。事实上她一直留在此地,而且每天早上都外出写生。她很热诚地和我打了招呼,问我晚上有没有约会,她建议我们晚饭后到大厅里去聚聚。


我是和我的朋友一起吃晚饭的,饭后我们又一起到写字厅去,老太太在这里等我们。我们的交情在我离开时似乎有了一些增长,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们谁也不清楚对方的名与姓。她叫什么,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她就是她。谁能认不出她的非凡与威严呢;这从她头部优雅的姿态,从她纤巧的双手,从她的声音,从她不论用何种语言发出的每一个字,从她那敏锐、穿透力极强的目光,都可以看得出来。我对她的姓名没有什么好奇心;叫什么仅仅是一件偶然的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我们谈了一会儿,谈得颇为愉快。老太太对在俄国进行的苏维埃试验发表了一些看法。我那位朋友说幸亏那批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没有活到看见革命,像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这几位。


“啊,是的,”老太太叹了口气说,“特别是屠格涅夫,他会觉得这一切都挺可怕的。我有一个时期和他很熟呢。”


我惊讶地看着她。是呀,当然了,这也是可能的。她的确是很老了。我告诉她我还从未见到过一个认识屠格涅夫的人。


她微笑了。“是吗?我做小姑娘的时候经常见到他。我当时对德语,对德语文学杰作的兴趣很浓。我在翻译《浮士德》,仅仅是为了愉悦自己,而屠格涅夫总是仔细校读我的译文,还时不时作些修改。他是我舅父的好朋友。我是在舅父家里长大的。”她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了,她的脸变得更有生气,声音也更热情了,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某种强烈的感情在她心中复苏。她接着往下说时声音都有点发颤了。“我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是在舅舅家里给带大的。对我来说他比我亲生父亲还要亲。我舅舅也是个文学家,叫居斯塔夫·福楼拜,你们也许知道……”她最后几个字是用一种古怪的声调说出来的,似乎她不小心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事,正想法子偷偷把它收回去。


她话里的意思我是逐渐逐渐才领悟的;这么说她准是《给甥女卡罗利娜的信》里的那个“卡罗”了。没有什么可说的,当然了。房间里鸦雀无声,对于这样的透露谁也想不出什么话可以说,这正像被突然带到堆得像山那么高的往事之前一样。你无法看清山的前后左右,你只是傻乎乎地领悟到,老太太用一个词、一两个名字呼唤出来的这座山里有一个人几乎全部的心路历程。好几分钟过去。仍然没有人说得出一句对这样的透露表示高兴的话。我捧起她的一只纤纤素手,吻了一下,以表示对一个伟大的时代、对使她的声音打颤的那些名字的敬意。


她笑了,那是一种发窘的笑,她急急地说,“噢,不必这样!完全不必的。”可是方才说“你们也许知道”时的那种不信任的声调,那种略带挑衅的语气,已经不见了。“你们熟悉我舅父的作品吗?”


谁会不熟悉呢?我反问。


又是那种干巴巴的声音了,伴随而来的是一个耸肩。“噢,我几乎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熟悉他作品的人。他的名字,当然,是知道的,还有在法国文学里的地位,可是作品本身就不清楚了。我如今根本见不到非常喜欢他作品的人了。”


伟人的名字在交谈中是件让人为难的事,特别是当对方是一位萍水相逢的朋友。你可不能随随便便对待这些名字;它们有着太多的价值。正确的做法我认为是不去主动提到它们,更重要的是千万别提问题;就让老太太说她想说的,问她愿意问的。看来,她想谈的是“我舅父的那些作品”。她攻击什么不大明确;她这儿敲一记那儿打一下。题目是很大的。她告诉我舅父死后她为他编定了未写完的《布伐尔和佩居谢》,又说作品中福楼拜自己最心爱的一部是《圣安东的诱惑》;她猜想我大概不会赞同他的选择吧?


是的,我很抱歉,不过的确难以苟同。


“我猜想你最喜欢的是《包法利夫人》吧?”


对这本书几乎是无法讨论的;它是历史事实。人们对它过于熟悉以至都难以再深入理解了。


“可是,”她喃喃地说,“这本书我舅父从出版商那里才拿到五百法朗。当然,他并不是为金钱而写作。不过他还是会高兴的如果……那么,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呢?”


我告诉她几年前我重新读了《情感教育》,发现自己以前没有能认识它的伟大。


她摇了摇头。“啊,太长了,太啰唆了,对话太多了。而且弗雷德利克这个人物也写得太弱。”


可是她的脸上有一种热切的神情,而且从她声音里我能感到,她的心情与加里波第撤离罗马告示部下时颇为相像,当时加里波第说,他能给予他们的仅仅是寒冷、饥饿、疾病与不幸。其实他还提供了别的,但这就得由听众自己去体会了。


我最近一次读《情感教育》时感觉到,它的弱点恰好是一种性质高贵的弱点。它太冷峻,以致与它的副标题《一个青年人的故事》不相称;因为青年人,即使缺乏高尚的热情,至少也是具有强烈的自我主义的。可是我又怀疑,对弗雷德利克这样冷、淡漠、几乎是轻蔑的刻画是不是对巴尔扎克过于同情的态度的一种抗议,巴尔扎克在写年轻人时──欧仁·德·拉斯蒂涅、吕西安·德·吕庞泼莱、荷拉斯·毕安训以及所有别的人──都是持这种态度的。巴尔扎克给他的人物打气叫好,跳进竞技场和他们一起拼搏流汗,用自己全部动物般的热情支持他们,巴尔扎克这种习惯显然使福楼拜极其反感。也许正是巴尔扎克的这种推销员性格,使得福楼拜在给就是这个外甥女卡罗利娜的一封信里这样提到他:“他和一口汤锅一般无知,而且直到骨髓都是一个布尔乔亚。”


自然,一个青年人的故事,又根本不是那样有滋有味,写细节也不是那样纤毫毕露,八成不会成功。在《教育》里,琐琐碎碎的事情不少(生活本来就是由这等琐事堆砌成的),但是驱使青年摆脱愚昧、庸俗经历的那种似狼如虎的名利心却未见踪影。弗雷德利克的故事写的是青年,里面却没有年轻人的心气;故事经常沉闷便是不可免的了。不过书的靠后几章证明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书的结尾处,主人公年轻的生活比起读者逐年逐年追随它的时候显得更为真实,整个故事在一个“高音区”上结束。打从最后一个伟大而平静的场面──一两个进入中年的朋友坐在炉火边,他们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朋友,可是在一起度过了青年时代──我们回顾弗雷德利克的一生,发现已经得到应有的一切,包括那些沉闷的岁月。那是一个人度过的一生,而不是读过的一个故事;不如一个故事那样能消愁解闷,却有更多的必然性。你掩卷之余会“得到”什么,就像重病一场之后会得到一颗衰弱的心脏一样。一重阴影蒙上了你的心灵,这阴影再也不会离你而去。


法国老太太跟我谈了好一阵子《情感教育》。她又怀着爱意,充满柔情地谈起阿尔努夫人。


“啊,是的,阿尔努夫人,她真美!”她明亮的眼睛湿润了,脸颊上泛出了红晕,整张脸也变柔和了,这说明了更多的问题。这位中产阶级可爱、善良的妇女,这个维系着整个故事(同样,是她,使弗雷德利克不至于散了架)的妻子,如此生动地出现在老太太脑海里好像她已经进入了这个房间。阿尔努夫人和我们在一起,在艾克斯的这座旅社里,时间是1930年9月5日的晚上,她是一个实体的存在,她穿了她那个时代的漂亮服饰,就和弗雷德利克初次去舒瓦泽大街24号吃饭的那个夜晚一样。外甥女对她舅父笔下这一个人物怀有极不一般的感情。她沉溺在自己的记忆里,回想阿尔努夫人初次出现时的情景,她怎样坐在塞纳河上一条客船的板凳上,穿一件有小绿花的细布长裙,戴一顶有红丝飘带的宽边草帽。老太太只要一提到阿尔努夫人就会显露出某种异样的感情;或是微笑,或是叹息,再不就是摇摇头,就如我们提到某件精美得难以描摹的物品时那样:“啊,是的,她真可爱,阿尔努夫人!她是完美无缺的。”


老太太告诉我她家里藏有《情感教育》的修订稿。“当然,我还有很多别的手稿。不过这一份是他逝世前很久特地给我的。你要是到昂蒂布我家里来作客就可以看到它。我把我的家叫做塔妮别墅,为了纪念那个女神,”她微笑着添了一句。


女神的名字又把我们带回到《萨朗波》,这是福楼拜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部。我喜欢他把遥远与残酷的古代的事情再现得如此完美。我偶尔提到《爱罗底亚丝》中那无比辉煌的最后一个句子,在那里一个个向下的音节仿佛在模仿约翰的那些弟子把他们的先知被砍下的头带走时的急匆匆的脚步,这时候,她轻轻地背诵了那个句子:“因为头颅很重,他们轮流捧着。”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很晚了。女仆在走廊里站了有好一阵了,是在等她的女主人。老太太终于站起来了,她把披巾往身上拉拉紧。


“晚安,夫人。但愿你能做几个甜蜜的梦。至于我,今夜是无法入睡的了。你让我想起太多的事情。”她朝电梯走去,迈着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步子,她平时艰辛地让自己那已不完全听话的身子穿过餐厅时也总是用这种步子的。


等我回到房间打开我的窗户时,我也感到睡意全无了。一轮满月(就像《萨朗波》里的一样)悬在小广场的上空,把皓洁的光朝花园、静静的街道与雾霭濛濛的群山倾泻。老太太把法国文学中一个伟大的时期带到咫尺之间;对于每一个珍视法国文学的人来说,这个时期对于个人的生活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对于我们这些有幸在无意中发现这些法国文学的大师而不是在教师冷冰冰的指导下知道他们的人来说,彼此的经验也许都是大同小异的。自然,我们都是从巴尔扎克开始的。对年轻人来说,他似乎已经是再也无法超越的顶峰,而持这样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把他的作品读了一遍又一遍,而且生活在他的世界里;在没有经验的人眼里,那个世界既不显得人太拥挤也不显得家具太多。等到开始读福楼拜──一般总是以《包法利夫人》为先导──他们会埋怨声调上起了变化;他们怀念原先的那种光采,那种热情,那种气质。(下面这样的说法决非夸大其词:如果一个人20岁时全然不迷恋巴尔扎克,此人是活不下去的;若是他40岁时仍然按巴尔扎克的观点来看拉斯蒂涅和吕西安·德·吕庞泼莱,此人算是白活了。)我们最初读《包法利》时是带着一定的敌意的;对我们来说,这杯酒未免太不够味了。也许,我们会试着去读福楼拜的另一部作品,可是耸耸肩膀又回到巴尔扎克那里。不过,但凡在写作的某些方面有点灵性的年轻人是找不回来他们早先离开的那个巴尔扎克了。他们自己的身上起了某种变化,这败坏了他们欣赏巴尔扎克的胃口。有一个阶段,他们像是既失去了巴尔扎克也失去了福楼拜。后来,他们又重新找到了两位大师,而且按他们的本来面目读他们,明白了一个艺术家的局限性和他的长处一样,也是同样重要的;它们都是一种明确的特点,不是什么缺陷,两者都有助于形成作家的特色、作家的个性,也就是一听就能立刻辨认出是什么人的那种东西,是福楼拜、斯汤达、梅里美、托马斯·哈代、康拉德、布拉姆斯、赛萨·弗兰克还是别的什么人。


现在的情况仍然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司各特一样,对广大群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些人对任何艺术形式都没有什么鉴赏能力,仅仅是通过拙劣的译文读巴尔扎克。这是巴尔扎克具有强大威力的明证,不是什么粗暴的对待能随意抹煞的。不过这也说明他身上缺乏某种素质,这虽然只有少数人在意,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一生中有那么一个时期,他第一次感受到福楼拜所代表的那种东西,第一次崇拜(几乎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语言与想象的独特的完整性,崇拜福楼拜的那种冷峻,这在他身上,是近乎崇高了──这段时期是一生中回忆起来会感到愉快的一章,而那天晚上,弗兰克林·格卢夫人却把它召了回来,而且近得伸手便可以抚触到。




对了,这正是她的名字。第二天早上,旅馆的侍者送来一张名片,上面印着这几个字:



       弗兰克林-格卢夫人

                                                         昂蒂布


在一个角上,还用紫墨水写着:塔妮别墅。


晚上,我们又坐在写字厅里了,格卢夫人的谈话接触到许多事情。接触到普法战争,比方说,以及这次战争对她舅父的影响。他曾安排让她动乱期间基本上都在英国安安稳稳地度过。最近1914年的这次战争呢,她在意大利呆了很长时间。在她讲得很好的许多种语言中她最喜爱的就是意大利语了。(她甚至还能说瑞典语呢;她第一个丈夫在世时她在瑞典住过,他在那边有商业利益。)


她谈到屠格涅夫,谈到舅父对他的感情以及对这位艺术家的高度崇敬。(格卢夫人对屠格涅夫的感情看来得到了热情的回报。福楼拜1873年紧接着屠格涅对克鲁瓦塞的一次访问后给她写了一封信,里面说:“我的莫斯科人今天早上离开了我……你完全把他迷住了,我的宝贝!因为他好多次向我提到‘我极可爱的甥女’,‘我娇媚的甥女’,‘令人陶醉的女才子’,如此等等。总之这位莫斯科人喜爱你!这使我很高兴,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你想象不出他的知识有多广!他曾向我背诵伏尔泰和吕斯·德·朗西瓦尔的悲剧片断。我认为他彻底了解各种文学!同时他又是如此谦虚!如此善良!如此倒霉!”──原注)她喜欢回忆屠格涅夫去克鲁瓦塞的几次愉快的拜访,这是对主人的漫长期待的酬答。屠格涅夫往往先来一封信确定日期,又来一封信改变日期,接着又打来一封电报──有时候干脆就不来了。福楼拜的母亲准备接待的方式是检查家里的每一张床,可是她始终没能找到一张足够长,可以让“这个莫斯科人”舒舒服服躺下的。


格卢夫人像是特别喜欢回忆屠格涅夫和她一起坐在桌子前的那些夜晚,他在帮她校读她的《浮土德》译文:“那位高贵的人,他竟愿在我幼稚的习作上花费时间!”她记得很清楚他写《春潮》的那段时间,还有她自己初次读到这部作品的激动心情。她和亨利·詹姆斯一样,好像也对屠格涅夫在维亚多家的地位深感不满;即使隔了那么长一段时间,提起这件事还是愤愤不平的。“他们去打猎时,竟让他看狗!”她压低了声音嘟哝地说。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在谈他不幸的晚年:谈他对自己女儿的失望,谈他漫长而痛苦的疾病,谈由于他的朋友相继去世,他的生活面如何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光采。不过这些都是最最隐私的回忆,如果格卢夫人有意把它们公之于众,她自己会写的。


① 波利娜·维亚多(1821—1910),西班牙裔法国著名女低音歌唱家,巴黎的意大利剧院院长路易·维亚多的妻子。她和屠格涅夫关系非常密切。


维亚多夫人她是很熟悉的,屠格涅夫去世多年之后也是如此。“波利娜·维亚多是个高超的艺术家,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是很聪明、非常引人瞩目的,也很有魅力──而且,实际上真是西班牙味儿十足!”她说。至于路易·维亚多先生,她的评价可不高。我得到的印象是,他还不讨人厌,但是也就仅此而已。当我问到维亚多先生有没有把屠格涅夫的一些作品译成法文时,老太太抬起了眉毛,眼睛里闪过一丝讥讽的光芒。


“是屠格涅夫自己译的;维亚多也许越过他的肩膀瞥见过几眼吧!”


乔治·桑她是不喜欢的。是的,她毫不迟疑地承认,她那些男朋友都非常忠于她,对她十分敬重。“我舅舅”也很重视她的友谊;可是格卢夫人对这位女士的个性实在不敢恭维。


我得出的印象是,在格卢夫人看来,乔治·桑为自己设计的那些伟大的角色哪一个她也没有当好:不论是忠实的情妇,坚贞的同志、“好伙伴”,还是自我牺牲的母亲。乔治·桑的男朋友们相信所有这些身份她都具备;她自已当然也这样认为。可是格卢夫人似乎感到,在所有这些关系上,杜德望夫人(即乔治·桑)与其说是自我健忘,不如说是自我满足;她一直颇为自我欣赏,而且还有些假殷勤。格卢夫人对这种令人不解的虚伪的厌恶是直截了当与出自本能的──这简直让她像听到划玻璃一样不能忍受。按说屠格涅夫对女人的心理是了如指掌的,却似乎始终未能看出他这位朋友的浅薄。不过,从肖邦后期的书简里可以看出,肖邦在付出极大代价之后终于对此有所领悟──说来也奇怪,还是通过杜德望夫人对自己儿女的行为才明白的!很明显,他准是见到了某件虚伪得如此精巧,乖谬得如此出格的事,以至当他语焉不详地提到时他的字句都似乎在颤抖。


虽然我尽量让格卢夫人引导我们的谈话,自己不加任何诱导,也从不向她提出任何问题,但我还是问了问她读马赛尔·普鲁斯特时是否感到愉快。


“太难读了,也太吃力了,”她喃喃地说,挥了一下手,就这样把一个时代最伟大的法国作家打发掉了。


当我提到阿纳托尔·法朗士时她急急地说:“噢,我非常喜欢他!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他受我舅父影响最多的那些地方!”


她疲倦或情绪激动时总是说法语;不过她的英语也是既灵活又准确。她说起英语来满像一位英国女士,一点也没有法语口音。


她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她对现代音乐的强烈兴趣与好感;拉威尔、斯克里亚宾、阿尔贝尼斯、斯特拉文斯基、德·法拉,她竟无所不爱。我离开艾克斯的前几天,看到她亲自去售票处订《鲍里斯·戈东诺夫》一场演出她指定要的那几个座位。她准是改变了她坐惯的位置,因为她邀请了从萨朗什来的几个朋友和她一起听歌剧。“你当然会来听的吧?本季度阿尔伯特·沃尔夫就指挥这最后一场了,他指挥得棒极了。”她解释道。


那天晚上,光看格卢夫人怎样听歌剧,观察她脸上怎样起种种变化,这本身就是一桩乐事;她自始至终专心致意,从不走神,看上去比白天更年轻、更健康,仿佛音乐倒是一帖极灵验的兴奋剂。我注意到,任何一种形式的快乐都能使她更敏锐,更果断,更自信,更有权威,它使她身上一个时代的印记重新苏醒,那个时代在艺术上曾锻冶出一种伟大的风格。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时福楼拜给她写过一封信,里面说。


“我可怜的宝贝,使你具有智力消遣的爱好对我来说是无比的欢乐!这免除你多少烦恼和蠢事!”


显然,这些兴趣给她带来了好处,在她舅父自己去世多年后仍然如此。在84岁的高龄,她仍然具备自我愉悦的能力,世界上具备这种本事的人可不多呢。





第二天早上,我告诉格卢夫人,由于有位朋友得了病,我必须立即赶到巴黎去。


于是她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并且到南方的昂蒂布和塔妮别墅去,去看她的福楼拜收藏,参观他书房的布置,这是35年前她设法搬迁过去的。


我告诉她这样的拜访恐怕要推迟到明年夏天了。


她脸上漾出一个非常可爱的笑容。“自然,在我这样的年纪,未来是有点拿不准了!”接下去她问我,等她回到昂蒂布能否寄给我一些东西,以纪念我们的相识;我是否愿意要点曾经属于她舅父的东西,或是他写的一封信?


我告诉她我并非收藏家;对我来说,手稿与有签名的书简意义很小。他舅父对我来说十分珍贵的东西我已经拥有,而且拥有了多年。她竟认为我需要某样实有的物质才能记住她或是福楼拜,这使我感情上受到伤害。因为,只有她头脑与心中的福楼拜,才能给我一个美好的回忆。


第二天,进午餐时,我与格卢夫人道了别;我准备坐两点钟的火车离开此地。这是一次匆忙与凄惶的分别,不过双方都是真的依依不舍的。她原来指望我能多住一些时候的,她说。可是她片刻也没有装出一种受了委屈的腔调,那是许多有身份的老太太都爱用的。格卢夫人身上丝毫没有“任性”或自我娇纵的影子;她毕生养成的习惯恰恰是相反方向的。人都有自己的目标,谁都朝自己的目标挺进;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谁都是尽力为完成自己的责任而努力的。


我瞥见她的最后一眼是这样的:她站在餐厅里,脸上扑的粉被泪水毁得七七八八,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激动,可是头挺得很直,两眼闪闪发光。她对我说的几句话里表示了一个希望:但愿我永远记住我们一起无拘无束地谈论“我舅父的作品”时的那种乐趣。她站在那里,就像抱住一根拐杖那样紧紧地拖住那个名字。显然,珍贵的记忆与深沉的爱是她赖以生存的东西,它们是她用以抵御一个充满平庸琐事的世界的铠甲。





等我回到巴黎开始重读《福楼拜致甥女卡罗利娜书简》时,我发现格卢夫人的个性在书页之间熠熠生辉。我如今几乎感到震惊,从写给她的信里看到──当时她还只是一个小女孩呢──福楼拜对于外甥女英语课的进程竟是如此关心。正是这些英语课使我在73年之后依然得到裨益!


现在,这本五百页的书里的人物对我来说都栩栩如生了,它就像这是我亲自熟识的一个家庭的谱系。从今以后,它将成为带给我最大愉悦的书中的一本;在居斯塔夫·福楼拜致别人的书简里,他都未曾显示出自己如此可爱的品格。


心里怀着格卢夫人的形象通读这些持续了足足24个年头的书简时,人们对这整个情况会产生一种幸福与满足的感觉──是的,甚至会对命运表示由衷的感激!一个伟人竟会对一个甥女(她自私、虚荣,虽然聪明但究属一般水平)写出如此可爱、温柔与体贴的信,仅仅因为她是他最亲的亲人!这种事情总是说不准的:一个冷漠、愚蠢的女人最终竟能变得如此有教养!


可是在认识了格卢夫人之后,我便明白她还是有根底的;没有人能比她更敏感地识别出福楼拜作品中所有最最精彩的东西,或者说能比她更不迟疑地肯定他其实并不具有的东西──这也是同样重要的啊。


在他整个最佳创作期里,他都有她依傍在身边,住在自己家里,或是在离得不远通信方便的地方,她,自己的至亲,比自己年轻、热心,完全了解他正在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她甚至能从他的失败里体会他的伟大之处。对于一个文人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快活的处境么?又有几个作家,能在自己的子女当中找到知音呢?


况且,卡罗利娜还是福楼拜极其挚爱的一个妹妹的女儿。卡罗利娜还是个幼婴时他就把她领回到自己克鲁瓦塞的家里,在这里他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对于一个孤独的文人和一个老太太来说,能有一个小娃娃抚养,而且又是自己爱女的女娃娃,那是多大的快乐!他们可以分享到她孩提时期的种种乐趣──她也一准是一个最最招人疼爱的小姑娘!福楼拜为了她的启蒙着实花了不少时间,当他坐在他那张大写字桌前或是靠在床上工作时,他喜欢也让她呆在房间里,躺在角落里一张地毯上看她自己的书。她可以一连好几个钟头都不开口,这是她告诉我的;她因为舅父要她陪在那里而感到无比骄傲。那会儿她刚学会看书,她躺在她的角落里,喜欢想象自己在一只笼子里和一只凶猛有力的野兽关在一起,一只老虎或是狮子或是熊,它把看守吞吃了,谁来开门它都会扑上去,可是和这只野兽关在一起她是“既安全而又自豪的”,她说这句话时还咯咯地笑出声来。


逢到福楼拜滞留巴黎的短暂期间,他会写信给卡罗利娜,问她的心爱的兔子怎么样了,还说到她幻想中克鲁瓦塞花园里的那几个角色。他给卡罗利娜的玩偶罗贝尔夫人送去自己的问候:


“请代我谢谢罗贝尔夫人,承蒙她记得我。请向她转达我的敬意。劝她吃些滋补的食品,因为我觉得她脸色有点苍白,我对她的健康不无忧虑。”


在从巴黎发出的另一封信里,时间是恰好一年之后,当时卡罗利娜11岁,福楼拜告诉她自己要给她寄蒂埃里的《墨洛温王朝时代故事集》,并且说:


“《墨洛温王朝故事集》使你看了很高兴,我感到很欣慰;看完以后,重看一遍;记住一些日期,你就有了纲要,每天再花些时间瞧瞧地图。”


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福楼拜怎样满意地跟踪着卡罗利娜每一个前进的步伐。她语言方面的才能最让他引以为豪,虽然直到她结了婚住在外国,他仍然时不时挑剔她拼法上的错误:


“有点儿拼写错误并不会使你受到损害,我的宝贝!你将aplomb写成两个p了:‘Moral et physique sont d’applomb,’(精神和肉体是平衡的)三个p强调更多的活力。我觉得有趣,因为这像你的脾气。”


是的,活脱是她的脾气,一点儿没错;就跟多年之后,她迈步穿过艾克斯莱班旅社的餐厅时一模一样。


虽然她结过两次婚,格卢夫人在我们的谈话中从未提起过她的哪一个丈夫。她的舅父始终是她生活中的重要人物,虽然我与她相识为时很短,但我也能感觉出她具备与福楼拜为伍的每一个所需的素质。除了对他虔诚的爱之外,她还具有多种才赋,她对艺术有着非凡的悟性与直觉,她具有他一定十分喜爱的道德水准:高度的自制力、极其通达人情,以及对公平与正义的爱。她养成了要穷究事理与考核根据的习惯,仅仅是为了满足智力上的需要。当她想解释一件事情时,她的言辞具有优美的拉丁散文的风格:精练、优雅、准确。她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经历过两次大战。她是我所见过最不耽于空想、最不伤感的人里的一个。她很清楚,决定人的行为的,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是客观的条件与环境。在她头脑里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崇高的光明,就如克鲁瓦塞那间有许多扇窗户的工作室,北面凉爽、柔和的光源源不绝地倾泻进来。对于福楼拜,她不仅是一个友伴,而且是可以钟爱与保护的“全家人的女孩”。而且他整整一生都没有失去她,直到短短一小时之内把他带离人世的那次猛烈的中风。而她呢,整整一生,都珍藏着人们在他弥留之际给他擦去额头冷汗的那方手帕。




10月间,我坐船去魁北克。11月,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贾弗瑞时,收到了格卢夫人寄来的一封信;信已开封,破得快成废纸了。我也曾收到过从婆罗州和爪哇寄来的信,模样比它可强得多。她是托一家不出名的小书店转寄给我的,那家书店开在巴黎的一条小街上,她在那里买到我的一本书。(我琢磨,她年轻那会儿,所有的书商也都出版书籍。)这封信在三家出版社转过手,里面的一部分内容已经丢失。格卢夫人在她的信里说,她随信“附上我舅父居斯塔夫·福楼拜致乔治·桑的亲笔信一封一一我想大概是1866年写的。我认为它会使您高兴,而我也十分乐意把它寄赠给您。”


这份附件被人拿走了。我对这一损失深表遗憾,主要还因为我担心它会给格卢夫人带来痛苦。不过我还是给她去信,坦诚地告诉她,她认为我应该拥有一封她舅父书简的意愿,意义大大超过我确实占有它这一事实。不过,不管怎么解释还是难以把话说圆,所以我一直拖着直到12月下旬才把信发出。此后我再也没有收到她的信。


第二年的2月,我在巴黎的几个朋友寄给我从《辩论报》上剪下来的一条消息,里面说:


弗兰克林-格卢夫人逝世


我们悲痛地获悉,弗兰克林-格卢夫人在短期病痛后已在昂蒂布逝世。


弗兰克林-格卢夫人系居斯塔夫·福楼拜之甥女,她在传播与宣传其舅作品上起过很大的作用,她是抚养与教育了自己的那位伟大的小说家的遗嘱执行人,她出版了舅父的书简集,这些书简向我们显示出福楼拜的创作主张和他顽强的一生,这是研究他的文学气质的极为珍贵的资料,她也使《布伐尔与佩居谢》得以问世。……弗兰克林-格卢夫人是一位极有魅力、极为杰出的女性,对朋友极其挚爱,她直到一生的最后岁月仍保持着一位世上罕见的机智女性的聪慧与善良禀性。


原载于《世界文学》1990年第6期,转载自公众号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预读/校对: 陈涛、tender、zzj、梓悦、西早门良

整理:陈涛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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