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导演苏乐慈:时代总会一路向前

沈轶伦 解放周末 2018-06-15


1978年,话剧《于无声处》如一声惊雷,获得空前成功,所有主创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随着时间推移,导演苏乐慈渐渐明白,是1978年这个时代造就了《于无声处》。这部从戏剧舞台走上时代舞台的话剧不仅仅属于剧组,也属于那个特殊时期的国家和人民。


惊雷过后,改革开放,旧的问题消失,新的困惑出现。苏乐慈面对当下时总是选择乐观。她相信,时代总会纠正自己,一路向前。



1957年,苏乐慈12岁,考进市三女中初中部。有些同学出身富裕人家,课间休息时可去小卖部买蛋糕吃,下课时会有司机驾车来接回家。


没有人知道,苏乐慈是自己坐21路电车回到南京西路的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父亲被打成右派,工资连降三级,下放劳动,保姆被辞退,母亲则被要求去郊区劳动。苏乐慈自己做饭、洗衣,早晨自己去上课。有一天她醒来,看到窗外已经大亮,赶紧爬起来匆匆吃过早饭出门。到了门口一看,原来是月色太亮,白月光倾泻一地,让她误以为是清晨到来。她成了那一天全上海最早醒来的人之一。


这个夜晚如一个隐喻。


市三女中时期的苏乐慈


21年后的1978年,宗福先将《于无声处》的剧本交到苏乐慈手里,让她有机会又一次成为最早醒来的人之一。


如今的人们可能已经很难想象,这部话剧当时在全国引发的狂潮:


1978年9月22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彩排。10月12日,《文汇报》 长篇通讯报道。11月7日,上海电视台作了转播。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讲到了《于无声处》。11月13日,剧组赴京演出,并为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专场演出,前后一个多月,观众6万多人次。同时,全国各地有2700多个剧团演出了这个剧。11月16日,《人民日报》 头版发表万言评论,评这部话剧展现了“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


一个新的时代借由一部话剧,徐徐拉开帷幕,而站在帷幕后,剧组里所有人的命运,也自此发生改变。


今年,苏乐慈和市三女中的同学们举办入校60周年聚会,同学们连声说:“导演苏乐慈,是我们这届同学中了不起的人。”


但苏乐慈却说:“不要说我了不起,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坎坷曲折。我们每一个亲历者都不容易,都是英雄。”



“这个戏不排还排什么?”



解放周末:一出戏影响了一个时代,这是您当时排这出戏时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苏乐慈:当然不会想到。


我是1972年被分配进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市宫当时办了许多工人业余学习班。其中有两个班关系很密切,一个是上戏戏剧文学系毕业的曲信先办的小戏创作班,还有一个是毕业于上戏导演系的我办的朗诵班,后来改名为表演班。当时不论小戏创作班的工人剧作者写什么,我们表演班的工人演员都尽量把它排出来。在排演了几部独幕剧后,我们排的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大戏就是《于无声处》。


《于无声处》早期演职人员


我记得,是在1978年的夏天,小戏创作班的学员、当时是上海市热处理厂的工人宗福先送了一个手抄本到我家。我一看是个四幕大戏,觉得很难排,因为之前我们没有排过大戏,所以也没及时看。但过了两天,宗福先问我是否看过剧本,我拿起来赶紧一看,就再也放不下,心里非常激动。这个剧本说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话,说出了大家压抑已久的呼唤。经历十年“文革”,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流露人与人之间真诚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戏了。而且剧本语言见功力、对白精彩,我看完就决定,无论如何要把它排出来。当时“四五运动”还没有平反,但是大家都相信,这是一件正义的事情。我们表演班的演员张孝中、朱玉雯看了剧本以后,也都说:“这个戏不排还排什么?”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犹豫。


当时不论宗福先还是演员们,都是工厂的工人,很多单位都很远。张孝中在吴淞上钢一厂,冯广泉在吴泾电化厂,朱玉雯在上钢三厂,施建华在老闵行汽轮机厂,他们从那么远的工厂赶来市宫排练,一分钱报酬也没有。晚上排练结束,又要连夜赶回单位准备第二天上班。但是大家心里都有一股激情。


当时张孝中开玩笑说:“宗福先,这个剧本演出成功了,你可别忘了我们。”宗福先说:“没问题,成功了我请你们吃饭,但万一我‘进去’了,你们也要给我送饭。”大家群情激昂,说:“我们轮流给你送饭。”


为了保证最后的演出,市宫还开了介绍信让我们去剧组人员所在的工厂借人。我记得去上钢一厂借张孝中时,从厂门口走到他所在的车间,我的一双白袜子已经变成了黑袜子。


就是怀着这样的激情,1978年9月22日,《于无声处》终于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彩排演出。当时市宫底楼有个400人的小剧场,彩排演出上座率也就七八成,来看的都是各区县委办局的工会干部、工作人员、剧组成员家属和朋友,大家落座前互相打招呼,在一片嘈杂中我们开始演出。我们心里最初也没有底,但随着演出开始,剧场很快安静下来,四幕演完,观众席一片安静,然后瞬间爆发出阵阵掌声,而且掌声一直没有停止,观众们一个也不肯走,一直在鼓掌。我赶紧到后台抓住正在卸妆的演员:“谢幕谢幕谢幕!”因为当时群众业余演出从不谢幕,我们也是第一次谢幕。从这一天起,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完全由观众口口相传,《于无声处》迅速传遍上海。


10月12日,《文汇报》登出了周玉明的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10月28日,《文汇报》 总编马达冒了很大风险,在报纸上开始连载三天,全文登出《于无声处》剧本。一时间,各个媒体都来了,用“《于无声处》响起时代最强音”“《于无声处》轰动上海文艺界”的标题进行宣传。到了11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都刊登了《于无声处》的演出情况和即将进京的消息。上海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国转播节目,就是《于无声处》。



夹缝中的一声惊雷



解放周末:《于无声处》骤然有名,一下子把剧组所有人推到聚光灯下。当时身处其中,是什么感受?


苏乐慈:怎么说呢,宗福先头脑一直很清醒。我也没有脑子发热。


我记得很清楚,在这年11月14日12点33分,我们剧组坐火车进了北京站,我们没有想到,隔着车窗就看到站台上挤满了欢迎我们的人群,一下火车,红色横幅、掌声全涌过来。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北京文化局、艺术院团、院校、部队文艺团体的领导、吴雪、金山、夏淳、于是之老师等三百多人都到车站欢迎,抢着帮我们拿行李、握手、拥抱。要知道他们都是我们崇拜的艺术家,而我们只是一支平均年龄二三十岁的工人业余话剧队。


在北京,我们参加了大大小小十多个座谈会,其中11月21日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的座谈会规模最大,由曹禺老师主持。到了12月17日,文化部、全国总工会为《于无声处》剧组举行隆重授奖大会。颁发给宗福先的奖状上写着“表达人民的愿望,显示人民的力量”。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颁发这样的奖。但即便在这样的狂热中,宗福先和我都知道,这并不是我们本身有多么了不起,这是时代造就的。


青年苏乐慈


解放周末:在政治情况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为什么会义无反顾要排这部戏?


苏乐慈:我们对“四五运动”,从心底里觉得它迟早有一天会获得平反,我们愿意为它呐喊。


当时排练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想,能不能正式演出再说,但一定要排出来。因为我们有特定的有利条件。我们身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我们的创作和演出背后是工人阶级和总工会。当时,上海的各个专业剧团都停止演出了,各个戏剧学院也不招生了。只有我们工人文化宫还可以写戏、排戏,办这个班那个班,我们处于可以生存的夹缝里。


那个时候的工厂、农场里,汇聚很多人才,藏龙卧虎。当时连部队文工团也解散了,许多专业人才就加入我们工人剧组。比如《于无声处》中演男、女主角欧阳平、何芸的张孝中、朱玉雯,是解放军艺术学院、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的,都是因为文工团解散而来到我们表演班。


工人文化宫这样一个还能搞戏剧的“孤岛”,把人才都吸引过来了。而且由于各个专业院团和戏剧学院停演停课,所以很多顶尖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很多导演、教授如陈明正、殷子、朱铭仙……给我们工人演员做老师、教我们朗诵。著名的美工师韩尚义老师刚从牛棚放出来,给我们一个小独幕剧做美工,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


所以不是我们有多大能力,《于无声处》的成功的确是特殊时代、特殊环境造就的。到了北京以后,我们受到各方面最隆重的接待,其实心里很不安。我们是一群普通的工人,是业余的话剧作者、表演者,但随着时间推移,后来我们渐渐明白了,是1978年这个时代造就了《于无声处》。这部从戏剧舞台走上时代舞台的《于无声处》,不仅仅属于我们,也属于那个时代和人民。


《于无声处》剧组在北京



人才终于到了该去的地方



解放周末:载誉归来后,您的生活、家庭有什么变化?


苏乐慈:没什么大变化。我父亲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才平反。平反之后他问我,是否要告诉我的单位他平反了,我说不用了。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欢呼雀跃地去告诉单位。但经过这些年,经历这一切,我觉得这都无所谓了。

大学预科时期的苏乐慈


我的父母这代人经历战乱和运动,吃尽苦头,我觉得他们把幸运留给了我们。我记得我妈在三年困难时期生浮肿病,医生开的药方是“一斤黄豆粉、一只鸡”。想想看,在当时要有这样的药方才能买到这两样东西。我妈妈把黄豆粉吃了,把鸡留着想等我一起吃。等我从学校回家,鸡肉已经馊了。这就是我父母这代人经历的日子。


解放周末:工作上有什么变化吗?


苏乐慈:我们之前排什么戏也没人管,后来每个戏排好后,领导都先来看。对我们的工作,上面没有什么限制,就是关心得比较具体了。


解放周末:之后,你们在市宫还推出了《屋外有热流》《血总是热的》《大桥》一大批有时代特征的话剧作品。但很快,工人题材话剧就进入式微。是否因为时代变化,大家对工人题材话剧不再感兴趣?


苏乐慈:也不完全是。主要是随着改革开放文化复苏,人员分离,大都走了。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随着高考恢复,各个戏剧院校也恢复招生,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仅我的表演班里,周野芒、罗燕、张晓明、叶千荣、王京蒂、王伟嵩六个人都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张建亚、江海洋、黎少旭考进了北电导演系。可以说录取率非常高。宗福先去了上海市作家协会,朱玉雯去了上影剧团等等。说明时代风气变化后,人才终于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我是在1985年离开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当时上海电视台、北京总政、上海戏剧学院都来要我,市宫让我自己选择。要知道我们这代人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我已经40岁了,是人生中第一次自己有选择权,很紧张。


后来我咨询了老同学,他说,当然去学校好啊。我也觉得自己想回学校再回炉一下,于是选择回到上戏做老师。在学院我觉得很开心,跟学生在一起真好。我们搞创作的,学生是最年轻的创作源泉。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不仅仅是我在教他们,他们也一直给我启发。说白了,老师是不落伍的。


与王安忆在话剧《长恨歌》首演日


解放周末: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后,迎来了商品经济大潮冲击,校园这个“象牙塔”是否也不能免俗?


苏乐慈:可能对表演系的学生影响更大一些,对我们导演系的学生影响还比较有限。但我也确实感到,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是有选择的自由所带来的焦虑;而我们年轻时,面对的是没有选择的自由所带来的保障。


我们没有买房、金钱、绩效的压力,我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但我们没有选择人生的自由。1962年,我成了上戏第一届导演系的学生,但一进学校就遇到各类运动。1968年,本来应该分配的上戏应届毕业生被集中到浙江乔司农场参加劳动。直到1970年,从农场回到学校后还不让分配,一直到1972年才分配。等我进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时候,我们大多数同学都已经结婚生子。后来和我一起在市宫的老师、工人、学生基本都有同样的经历。也因此,我们对当时还能在夹缝里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特别珍惜。改革开放后,我们更加珍惜时间,珍惜自己的事业。


我到上戏任教后,一直和现在的年轻人说,你们比我们幸福得多,但也困难得多:你们有选择、有机遇,但是更有困惑与压力,世界现在像万花筒一样变化多端。


讲座中



每一代人都会交出自己的答卷



解放周末:2004年,您推出话剧《谁主沉浮》。这是《于无声处》原班人马在1978年之后的再次集结,试图讲述在新时代个人面对商业利益和理想如何抉择的困境。《于无声处》一别之后26年,再次见面时,各位主创已经经历各自不同人生。面对变化的时代,你们能再次给出新的答卷吗?


苏乐慈:我也没有药方。或者应该说,我们这代人也给不了标准答案,我们这代人只是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当时凡是去看《谁主沉浮》的观众反响都很好。但实事求是地说,在2004年左右,观众已经分流了。那个时候,白领话剧开始了,一些轻软的、快餐式的话剧也出现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谁主沉浮》这样主旋律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关心的人不多了。但是我觉得,只要进了剧场,大家还是会被吸引。


包括2008年《于无声处》举行纪念30周年演出时,我也很担心,现在还有人要看吗?现在的年轻人还爱看吗?新一代的演员和观众都很年轻,还知道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我们当时犹豫过要不要改剧本,最后没改。我们后来把历史大事件作为背景,强调了在特定环境中人和人之间的亲情、爱情、友情,把这些推到前面。但后来发现这个戏年轻人接受得很快,当时我们去各个大学巡演,大学生反应非常强烈。


话剧演出之后


这说明,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戏剧最重要的是人,是人物的内心世界,人与人之间总有超越时代而情感相通的部分。一个戏能不能成功,就是看能不能塑造好令人难忘的人物。


我们这代人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可能理想主义的成分多了些。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面对的功利的东西多了些。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困惑。


不过,事物的发展有客观规律,一波起,后一波必然从前一波中又起。当下一些问题的出现,也有其历史必然性。不管当下的演出市场、当下的话剧生存状态存在怎样的问题,我相信,一样东西在变坏的时候,一定会有好东西从中出现。一些功利的声音出现时,一定会有反思的声音出现。时代会纠正自己,一路往前。


我还是很乐观的。



人物小传

苏乐慈,导演、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原主任,文化部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导演话剧《于无声处》《屋外有热流》《血总是热的》《长恨歌》等。多次获得国家级、省市级众多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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