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光系:28年前,我的高考动力是再不当农民

安光系 大家 2018-06-13


和朋友闲聊,问她刚刚参加完高考之后的女儿在干吗。他回复说:班上的同学约着一起,唱卡拉OK去了。


每个时代的孩子们,参加完这场人生大考,都要放松一下。只是,他们放松的方式不同。


28年前的七月,我也参加高考。考试三天,人基本上是麻木的。那个时代,考试的结果并不象今天这样,有那么多孩子能走进大学读书。我所在的当地县一中,算是最好的中学,每年600多考生中,能考上本科的学生,也不过30多个。加上大专和中专,有机会继续念书的,全部不会超过150人。


在这种升学比率之下,人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考好了,接下来就会有一个好前程。上大学不用说,大学毕业之后,一定会分至一个单位。考不好,回到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生的命运也许就此定局。所以,那个时候的高考,和一份包分配的工作、甚至是一生的命运,几乎可以划上等号。


会考完之后,就算完成一件大事儿,自然也会和同学们一起放松。我们放松的方式很简单:同学之间,拿着一条席子,晚上躺在寝室的楼顶上,放松地天南海北地聊着自己人生有可能的去处,聊着自己未来的样子。但无论如何,不用再担心自习,不用再担心考试,不用再担心睡不好。无论是回农村务农还是将来能有一个学校继续读书,至少于我,心里还是有着憧憬和梦想的。



回过头来,看看1990年那个夏天,发生了很多事情,有的影响了我一生的处事方式,有的令我的人生就此改写。


一、父亲


高考的最后一天下午,父亲就骑着自行车赶至了我所在的县一中。


老家距学校的距离,约有30公里的样子。如今看起来也就半个小时的车程,那个时候行走却要艰难很多。一条被称为公路的马路,坑坑洼洼,长途客车至少要在上面行驶两个半小时。那时上高中的我体质较差,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摇摇晃晃,加上车里充满着农村人进城携带的鸡、鱼等各种货物的味道,常让我吐得一踏糊涂。吐的次数多了,我便练就了人生的另一个本领:上车就睡,下车就醒。以致于后来坐飞机,无论是在国内出差还是出国的长途航行,我总是能在飞机上睡得呼声震地,一下飞机,就立即保持清醒。这个功夫,与我高中三年一个月回一次家坐长途车的历练是分不开的。


父亲骑自行车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省钱。长途车再便宜,也需要花掉一笔钱。我读三年高中期间,弟弟妹妹正在读小学,都需要钱。所以,能省一个算一个,便是庄稼人的逻辑思维。无论是读初中还是高中,每隔一段时间,父亲都用自行车驮着米面,将其送至学校里,作为我日常的生活费用。父亲选择骑车的第二个原因,是托运行李方便。高考完毕,一堆的被子和学习用品,需要运回家里。


当年读初中时,父亲骑车带着我和一袋要交给学校的粮食,骑至一个下坡处,一不小心,摔在地上。我伤得不算重,父亲却重重地倒在地上,半天才爬起来,看得出人很难受。从那以后,直至我高中毕业的几年时间里,他就骑车负责送粮,我就步行或搭车至学校。


高考之后的那个晚上。因为考试考得不好不坏,我又处在中等生的层面,所以,未来考上的机会渺茫,回家务农的机会更大一些。那天晚上没事儿,我便和父亲一起,在学校附近的河堤上走走转转。我跟他说有可能考不上,他安慰我说:不要紧!如果不行,我们就回去找找关系,当个民办老师也好!


那个晚上,我始终清楚地记得,他坐在河堤边上人工渠的水泥地上安慰我时的眼神。初中高中六年下来,一个经济差得不能再差的农村家庭,几乎集中了全部的钱粮供我读书,而我的回答却是“有可能考不上”。他回复我的话不是责备,恰恰是我没想到的宽慰。六年时间里,家里对我的态度也不太一样。母亲多数时候,是经常给我讲同一个村子里其他学生学习很用功的例子来激励我,而父亲则总是让我顺其自然。他经常劝我,“回家就是要放松,就是要玩”。而母亲多数时候的心情,是恨不得让我24小时都在读书。也许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一个好学生,才能在未来的学习里,拼得一个机会,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所谓拼命学习,大家都坐在教室里,比着谁最后回寝室。学校统一停电了,就点蜡烛。老师来催了,也要拖很久才回去。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几乎都是处在这样一个病态的学习理解中度过的。这六年时间里,因为这种病态的理解,我上课经常打瞌睡,晚上却经常睡不着。有一段时间,我和相当多的同学,都有些神经衰弱,一天到晚神情恍惚,经常处在崩溃的边缘。


后来,和同学一起去了当地的中心医院,医生给开了两大瓶药。那年好象是高二,刚刚接任班主任的数学老师王国治,一个严肃、看起来古怪却又心地极为善良的老头儿,用近乎命令的语气让我们扔掉药,每天跑步,每天坚持用冷水洗脚。他甚至后来给了我一个“特权”:每天早上不用跟着班上的同学集体跑步,自己跑,想跑多远就跑多远。从那个时候起,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我天天跑步,直至高考最后一天,从未间断。


身体越来越好了,成绩也慢慢上来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老师的帮助下,在精神上战胜自我,让自己不再沉沦。


也许父亲能感受到我中学六年来的折磨和艰难,更多时候给予我的是宽慰。高考的那个晚上,父亲劝我不要担心,奠定了我的人生态度,也教会了我如何教育下一代。今天,每当听到孩子们的成绩偶尔并不令人满意时,我也在努力地控制自己,尽可能去安慰孩子。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如父亲,对孩子的要求总是过多。他是一个农民,却比我更有智慧。


二、班主任


我们那个年代,是成绩出来后再填报志愿。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每个孩子似乎只能根据成绩来决定自己未来要学的专业。很少有人按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自己。


高考成绩出来了。跟班上同学比,我的成绩算是有了超常发挥,考了490分,能进入第四批录取分数线。


这个成绩,当时能选的,就是当地的师范专科学校和一些中专。那个时候,老师的待遇不好,收入低不说,还经常发不下来工资。所以,一些中专成了人们的首选,因为,未来的工作机会,往往会好于师专。


家里没有关系,也没有更多的远见,就只能报当地的师范专科学校。未来的命运只能有一个选择:回到自己所在的镇上,当一名初中老师。


我选了物理系。其实我的物理并不好。我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清楚地知道,未来在镇上当老师,收入是没有办法养家的。惟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学点儿相关知识,未来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去镇上弄个摊位,给人们修电视机和收音机。这在当时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赚钱的行业。


从高中回到镇上时,我就在想象以后的生活。根本不可能娶到一个吃“商品粮”的老婆,多数时候,会在附近农村找一个对象,自己当个老师,在外面谋个兼职,有点儿工资之外的收入,好让自己经济上更踏实一些。


在那个时代,多数人只能是这个命运。只有18岁的我,没有更多的眼界,只能在这个大环境下,去想象自己有可能改变命运的空间。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就此定型。


但这个命运,却突然在那个夏天,被改写了。


在被当地的师专录取之前,我所在的中部某省份一所警察学校的老师到我们高中去选人。当地或省里的的警察学校,多数属于中专,报名者挤破了头,自然轮不上我。但这所学校特殊,同样是警察学校,却是为未来的监狱或“劳改农场”(现在都称监狱)服务的。也就是说,进入这所学校,同样是穿警服,只不过未来所面临打交道的对象是监狱里的犯人。


因为当时监狱的待遇不高,也很辛苦。很多人会在农场里守着犯人劳动,和农民们没有太多的区别。此外,这样的单位很多时候发不下来工资(后来我参加工作时,曾有6个月发不下来工资的情况发生。最严重的时候,单位有11个月发不下来工资,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从家里背米背面到单位生活)。这个时候,报考这所学校的人就不会象社会上警校那么热门,竞争也就小很多。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进入公务员体制的机会。无论工资高低,至少是一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多数人的普遍理解:当警察要比当老师强很多。


同样是当年劝我丢掉药瓶的班主任王老师,在关键时候给我改写了志愿。那个时候,没有电话,也无法联系上我。面对去招生的警校老师,他果断地替我重新报考了这所学校。关于警察学校所必须的面试,他把照片给招生老师们看,并向老师们保证:“长的很好看”。


因为警校是提前录取,前面对师专的所有猜测和梦想,都化成了泡影。人生命运,就此转弯儿,驶向了另一个路口。


农村交通不方便,通知只能寄至学校。后来,在等候通知的时候,我多次住在班主任家里,跟他的儿子挤在一个房间。20多年来,我心里时常在暖和着:世界上总有这么一批被称为老师的人,如此地爱着学生,没有私心,不求回报,只是希望我们走得更好一些。


多年前,这位老人已经离开人世。每每念及他曾给予的恩情,我都会在心里默念:祝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安息。


三、劳动



高考之后的署假,我还是要守在家里劳动。夏天的农活,于我而言,有两项内容:烤烟叶和卖西瓜。


那个时候,农村人总是一窝蜂地被指挥着。尽管每家每户承包了农田,但种什么,什么时候要统一弄成个什么样子,还得村干部统一指挥。不听指挥者,多数是会被罚款的。


那几年流行种烟叶。大约是上面考虑到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想让农民生活得好一些。几年下来证明,也并非能达到他们的理想状态。多数时候,烟叶收成好,丰收,当地镇上收购站会把价压得很低。收成差时,对方又回把价稍抬一些。和棉花一样,你要是觉得不公平,想把它拉至别的地方去卖,中间还会罚你个倾家荡产。丰收与否,农民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的。


那个时候,只觉得不公平,但很少想着去反抗。所能做的,就是用心,把烟叶烤得质量好一些,尽可能卖个好价钱。


一笼烟叶,从装进去至出笼,大约需要四天五夜时间。我高考那年夏天,已经是我第四年烤烟叶了。烤烟没有诀窍,需要的只是按照技术员的要求或说明书,尽心而已。所谓的尽心,就是这四、五天时间,每隔15分钟,必须要检查一下温度和湿度。温度低了,就烧柴。湿度高了,就开天窗。只要掌握了这两方面,就好办得多。


但这绝不是一个浪漫的活儿。最苦的,是人根本无法休息。家里烤烟以我为主,父亲只能在下半夜替我一会儿,因为他白天要下地干活。连着四五天时间不能睡一个完整的觉,人就天天变得睡意朦胧。有时候睡过了,醒了一看,就吓一大跳,赶快做补救措施。那个时候,最盼的就是能有一个能一直响的闹钟,可惜一直没有。此外,到比较远的稻场里拉麦秸回去烧,也是一件体力活。要备着防雨,所以要多拉一些回来。一个人扯柴和用板车朝回拉,现在想来,也总是心有余悸。


不烤烟叶的时候,另一个任务就是卖西瓜。天晴,我就跟大人一起,拉到街上卖。下雨,就得拉着板车,走着泥地,走街窜户,将西瓜换成粮食回来。那个时候的西瓜不象现在,能存放的时间稍长一些。熟了之后,放在地里三天,就会全部坏掉。所以,西瓜熟了,刮风下雨,想尽一切办法,也得把它卖掉。


现在想想,我当年高考的动力,并非是出于对知识或求学的渴望,而是出于对劳动的恐惧。农民太难了,生存条件,是难以想象的艰苦。高考成功,就有可能在未来一生中,结束这样的生活。失败了,接下来的生活,就是重复这样的命运。


所以,高考必须成功,成了象我这样农村孩子的人生信条。我们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高考。


那年夏天在家干农活之后,我又劳动了一个夏天。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才告别了这样的生活。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对劳动真的没有多少热爱,多数情况下,是无奈和被动地接受。多少年来,我总在想高考之后的那个夏天,那些守在家里劳动的日子。我得承认:我的内心,对农村劳动,是恐惧的。


这些劳动,也改变了我的一生。居安思危,时常想着五年以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后来,我当了10年警察,再后来当了10年记者,再后来出国读书生活,这些改变,均与这个夏天有关。


四、同学


我们高考的年代,没有卡拉OK,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娱乐方式。


高考完后,几个同学相约至我家。那个时候,流行窜门,几个同学一约,相互到彼此的家里走动走动。印象中,我因为家里要干活,没去其他同学家里。


几个同学到我家,我已经不记得招待他们什么了。能在街上买点儿肉,炒点儿鸡蛋和豆腐,就已经很不错了。好在大家都很艰苦,没有人抱怨。我家跟河南交界,距最近的新野县城只有几十里路。父母从邻居那里借来自行车,我们四五个人约着,一路向北,骑到了那个地方的县城里。县城实在是小,转一圈下来,也花不了太多时间。一群人一路聊天,说着各自的打算,对未来充满着幻想和憧憬,路上并不寂寞。


现在想来,不知道当年我的同学们是如何在我家度过的。两个晚上,我们只能睡在外面的地上,没有蚊帐,只能任蚊子叮咬。多年后爱人提醒我,给我描述家里的情况,我才意识到,长那么大,几乎就没有用过蚊帐啊!


除了窜门,我们还写信劝勉没有考上的同学。600多个考生,只有140多个有机会上学。这还是当地最好的中学的录取情况。对多数没考上的关系要好的同学,我们写信去劝他们复读,从头再来。无论如何,大家在一个班上一起生活了那么多日日夜夜,这种感情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安慰他们的好处,就是让他们有信心和勇气,能重新回到课堂,再搏一次。


那年夏天,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家人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带通知书回村子里的当天,父母在田头劳动。他们都看了通知书,脸上的表情无法形容。他们也都知道,我手里握着的,不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纸,而是有可能改写命运的一把钥匙。有了它,未来就有希望。


我拉了一板车的麦子,到街道上的粮管所上交,因为这是转“商品粮”的必须要求。天热,身上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我穿着父亲那件厚厚的蓝色上衣,拉着板车,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9月16号,我穿着打了补丁的裤子,随父亲一起,坐10多个小时的火车,赶到了汉口。冒着小雨一路打听,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通向学校的路上,终于在当天晚上赶至了那所省属警察学校。


五、如今


28年之后,与我同一样参加高考、关系极好的几位同班同学,也有着不同的命运。


一位同学,考进了我文中提到了当地师范专科学校。后来分至县里的一个小镇,成了高中老师。偶尔回国,同学小聚时,才发现他头发开始脱落。女儿已经上了大学,日子安稳。


一位同学,高考落榜。此后复读,再落榜。第三年再复读,终于考上了一所大学。后来分在一家汽车公司工作,直至今天。


一位同学,担心家里交不起复读费用,最终未能再走进高中,与大学绝缘。此后,他当民办老师嫌工资低,当农民种药材被骗,外出打工被人扣押在工地,再后来改行成为小包工头替人管理工地。最初几年见他,都能感受他想改变命运的努力。很多年后,再见到他时,他在我老家的城市里开了个小裁缝店,和爱人一起为人做衣服。女儿中专毕业,去了外地打工。还有一个小儿子,正在读书。无论如何,日子也算安稳。


一位同学,高考成功,读了成都一所大学的本科。毕业后,分配至家乡的一家动物检疫站工作至今,成了所里的领导。


一位同学,高考落榜,最终未能复读。最近两年听到他的消息时,是他在家乡城市的工地上打工,爱人有病多年,几年来一直断断续续地住院,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今年春节,家里唯一的孩子,也在精神上出了问题,他一直守候在医院。他在微信里问我:老天为什么会对我这么不公平?!我心痛得无法回答。


一位同学,复读时和我在一个班上,同样在那年落榜。后来成为学校的食堂师傅,再后来到南方打工。他跟我一样,喜欢写作,却无法靠写作来改变命运。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他总是在保持着这份热爱。体力上辛苦,精神上富有,这是我不能与他相比的地方。


而我,正如前文所说,当了10年警察后,觉得自己能看到四十岁时的样子。不满意,就改行成了记者。后来再不安份,就出国读书生活,每天漂泊在这个看起来与我毫不相干的城市里,平庸地活着。


我们的命运,都因20多年前那一场高考而定型。现在想来,高考之后,我们那时候每个人有着不一样的梦,很多时候,只是一场空想。


不知道今天的孩子,是否还有兴趣听我们的高考。我的女儿,今年即将满17周岁,明年即将在英国迎来她人生的大考。也许在她眼里,听这样的故事,实在是无趣。她这一代,不太关心父辈们怎么样,更不会关心:父辈们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才带她走进今天的生活。他们眼里,有当下流行的社交软件,有当下年轻人的时尚生活。但,没有28年前的那场大考,没有那个夏天,也许就没有她今天的一切。


我常在想,如果当年没有考上,我回去务农,或者是当一名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民办老师,我的命运会漂向哪里?


我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却一直无法对自己作出回答。


原标题:《28年前,一个农村孩子高考后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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