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也配上华山论剑

张宗子 大家 2018-10-08




读过金庸小说的人,大概都知道“华山论剑”。


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就像中国的疆域一样辽阔,五方杂处,高手并出。这些高手在明在暗,或正或邪,更有难以归类的异数。


《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退出权力中心,《碧血剑》里的袁承志远走海外,另觅家园,《天龙八部》里功夫最高的扫地僧,甘于贱役,一辈子不显山不露水。在这些人眼里,没有扬名立万、为一世之雄的概念,不屑去开宗立派,做什么掌门、盟主。然而一般的人物,包括像嵇康、阮籍、陶渊明那样心高气傲的名士,免不了要在名利场中打滚,争声望,争权势,争天下第一。


金庸的小说得力于还珠楼主甚多,格局大,排场也大,武功的座次就更难论定。毕竟那时没有报纸杂志和电视广播,没有恒河沙数的网络自媒体,几个人道袍一穿,长须一捋,镜头前侃侃一谈,门关起来一投票,张三便因“奇功盖世”而引领风骚,李四则轻松摘下聂隐娘奖或昆仑奴奖的金牌。


金庸先生的妙法,是在《射雕英雄传》里,创出一个“华山论剑”机制,由那些肯屈尊俯就、让吃瓜群众齐闻大名的顶尖武林大咖,聚首较量,分出甲乙丙丁。


第一次,东邪黄药师,西毒欧阳峰,南帝段皇爷,北丐洪七公,加上中神通王重阳,“为争一部《九阴真经》,约定在华山绝顶比武较量,艺高者得,结果王重阳独冠群雄,赢得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


二十五年后再次论剑,王重阳逝世,欧阳锋发疯,“各人修为精湛,各有所长,真要说到‘天下第一’,实所难言”,事情不了了之。


到了《神雕侠侣》后半部,“华山论剑”已成为江湖上的传奇,西毒北丐中神通均已谢世,后起之秀中,杨过和郭靖武功日臻化境,老顽童周伯通则无意求仁而得仁,修为之高,傲视群伦。这三位跻身其中,加上原有的黄药师和一灯大师,凑成新的五大高手。


小说快结尾处,杨过、周伯通、黄药师等人来到华山,凭吊过洪七公和欧阳锋,便要在墓前饮食,忽听山后传来刀剑相交和呼喝之声。众人转过山坳,看见石坪上聚了三四十个僧俗男女,各执兵刃,口里嚷着要仿效昔日的“华山论剑”,争夺当代第一的名位。黄药师等人面面相觑,看这群人一个都不认得,心想,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胜旧人,“难道自己这一干人都做了井底之蛙,竟不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片刻之间,人群中跃出六人,各展兵刃,分三对动起手来。数招才过,大家无不哑然,原来动手者武功平庸之极,不过是江湖上的一批妄人,居然也来附庸风雅。


相信不少读者读到此处,都将会心一笑。


妄人而招摇过市的,如今多不胜数,脸皮之厚,连《天龙八部》里的丁春秋也自愧不如。金庸写伪君子岳不群,写一心称霸天下的左冷禅,写鹤发童颜、天生一张大师面孔、上电视好看的丁春秋,个个生动传神,想必是见的太多,因此太熟悉的缘故。



“鹤发童颜、天生一张大师面孔、上电视好看的丁春秋”




李白名扬天下,仰慕者满坑满谷。


晚唐有个挺不错的诗人,名叫张碧。李白字太白,他字太碧。喜欢李白,诗作受李白影响,一看名字就知道。还有一个李赤,把名字变换了颜色,专写李白体诗。苏东坡说,现存李白集中的一些诗,如《笑矣乎》《悲来乎》之类,格调卑下,不可能出自李白之手。有人说,这就是李赤的“杰作”。


《笑矣乎》等既然如此恶劣,编书的人为何还要收录?道理也很简单。一方面,不忍割舍大诗人的任何笔墨,另一方面,作品既然挂了李白的名头,心里先有敬意,哪里还敢评判?等而下之的,压根而没有判断能力。你说是名家名篇,上过年选,得过大奖,他当然觉得好,要买回去认真读。两首诗放一起,不告诉他都是谁写的,有不有名,让他自选,顿时就傻了。


曾和电视台的朋友闲聊,说到请专家讲唐宋诗。我说,你好歹请几位靠谱的,别再贻害热心的文化爱好者了。不要求你请钱钟书,陈寅恪,起码要及格吧。


他问我什么样算及格,我说只三点:第一,不看注解能理解诗的大意,其次,能写基本合格律的诗,不要求多好,只求别弄成打油体,钉铰体,第三,拿几十首不告诉来历的诗给他,读了,知道那几首好,那几首不好。这就行了。他说难。


读诗如此,读其他书也是如此:要有不依傍他人的独立鉴赏能力。


晚唐还有一位薛能,自诩为一流大诗人,好比李白复生。他的诗本来不坏,结果,说大话把这点好处都掩盖了。洪迈在《容斋随笔》里说他:“格调不高而妄自尊大。”举了一些例子。


四川的海棠有名,杜甫在成都住了多年,愣是没有写过海棠,惹得后人猜测纷纷。薛能说,看来老天是特意让我来写的,我不能推辞:“风雅尽在蜀矣,吾其庶几。”他的海棠诗:“青苔浮落处,暮柳闲开时。带醉游人插,连阴彼叟移。晨前清露湿,晏后恶风吹。香少传何许,妍多画半遗。”洪迈说,不过如此。


柳枝词,白居易和刘禹锡都有名作传世,薛能却说他们“虽有才语,但文字太僻,宫商不高。”又说,其他作者虽多,都是陈词滥调,只有他能摆脱常态,写出新意。洪迈引了几首,如“华清高树出离宫,南陌柔条带暖风。谁见轻阴是良夜,瀑泉声畔月明中。”“洛桥晴影覆江船,羌笛秋声湿塞烟。闲想习池公宴罢,水蒲风絮夕阳天。”比白刘之作差远了。《柳枝词》五首的最后一章:“刘白苏台总近时,当初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尽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洪迈说,读此“正堪一笑”。


一不小心就把古风写成了李白,七律写成了杜甫,五言写成了王维,七绝写成了王昌龄,笔在纸上一通涂抹,就是张旭怀素的狂草……谁不会这么做梦呢?可是做梦不打紧,不能明明醒了还假装没醒,自己当真还向全世界宣告呀。




清人编《全唐诗》,表面上看是按年代排列的,其实不然,是按作者的身份。同样身份的,再按年代先后。两千多位作者,分成三个序列:皇帝及其后妃,一般作者,社会边缘人物,最后一类,具体说,主要是妇女和僧道。


占了主体的“一般作者”中,不乏宰相和各级官僚,以及门阀世族子弟,在当时,很多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或自命清高之辈,奈何皇上面前,只好做普通人,与他们不太看得起的幕僚、胥吏、奴仆乃至平民百姓们混为一团。不过尚可自我安慰的是,在笔记小说和民间传说里神气十足的方外之士和名媛名妓,连普通人的资格都没有,只能排在一连串的无名氏之后,无可奈何地望尘兴叹。


厉鹗编《宋诗纪事》,也是这个格式。


这样编,有好处。喜欢研究帝王的文学创作的学者,使用起来方便。


然而时代进步太快,到我念书的时候,唐诗选里已经看不到御制诗。陛下们既然集体神隐,也就无法猜度,假如他们中的几位,比如诗写得多而且还不错的唐太宗,诗写得不多却颇有几首上乘之作的唐玄宗,破例蒙恩入选,会不会跑出一个堂吉诃德似的理想主义编者,遵古法死活要将他们置于卷首呢?


微博上见人转发散文排行榜,惊鸿一瞥,稳占鳌头的,赫然一众非凡人物,不是作协会长便是副会长,更巧的是,排序对应官职,相当一丝不苟。


会长作文当然不会一定不如副会长,副会长不会一定不如普通会员甚至非会员。不幸的是,这话反过来也成立。我只是想,传统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什么时候被继承,以什么方式被继承,殊难预料。百花齐放当然有可能劣币驱逐良币,推陈出新也会弄出几个怪胎,尽管没经过事的人不免瞠目结舌。


乾隆写了几万首御制诗,说搜索枯肠也不为过。万里挑一,总该有几首好诗,不至于“千首加一首,卷初如卷终。”可是,皇上必须伟大。你伟大了,诗评家哪里还有置喙的地方?没人议论,没人评析,这不和冷落是同样的效果吗?



乾隆,中国最高产的诗人之一




徐陵与庾信齐名,为南朝一代文宗。这个徐孝穆,据说记性不好,刚刚见过的人,往往再见就不认得,弄得对方尴尬。后来大家客客气气地给徐老提意见,徐老却不认错,说,“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你们就是不好记嘛,面目模糊,没啥特点。你看人家曹植、沈约、谢朓,哪怕只朦朦胧胧打个照面,一辈子不会忘。”


他的意思是,你们自称作家艺术家,自称一级作家二级作家,作品呢?问问作品,能让人记住不?


苏轼转述此事,对徐陵大加赞扬。


徐陵看不起人,苏轼同样有这毛病。《西京杂记》里讲,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极力摹写遨游神仙世界的惊奇和畅快,什么“乘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啊,什么“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叽琼华”啊,都是跳大神的玩意儿。献给汉武帝,武帝是做梦都想当神仙的,读过之后,“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东坡借题发挥:



“近来学者模仿前人,自己写不出,东抄西凑,整出几篇‘拉杂变’,便自比为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倒是不会说什么,就怕读的人读得昏头昏脑,睡着了从床上掉下来摔得屁股疼,那就不是飘飘欲仙的感觉喽。”


所谓“拉杂变”,就是模仿前人拼凑出来的四不像文章。


徐陵和苏轼,虽然刻薄了点,讲的确是实话。写文章,像习武一样,一靠天分,二靠勤奋,三靠运气。成就有大小,人是平等的,不能势利眼。人在世上,各尽其责而已。否则,写小说的见了曹雪芹或托尔斯泰,写现代诗的见了里尔克和艾略特,难道要一头撞死不成?徐苏两位讽刺的,不是谁的水平太低,而是厚脸皮的自吹自擂和不择手段的攀附。尺长的土蛇,以为张口能吞象,山鸡在溪边照影,看见自己是凤凰,连古汉语里的基本语词都没弄懂,却哭着喊着要光大中华文化。



这种人,遇上孝穆先生,那还是客气的,遇上老实人发脾气的庾信,去试试看。


有人问庾信对北方文士评价如何?庾信说:“只有温子升写的韩陵山寺碑可以读一读,薛道衡和卢思道,懂一点为文之道吧。其余的,不过驴鸣犬吠,乱嚷嚷而已。”


庾信出使北方,正赶上梁朝灭亡,被迫留在西魏。他的痛苦无奈,表现在后期的诗赋中,一洗早年的绮丽,寄托了无限的悲思。杜甫赞叹说,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然而他以南人入北,北方文士一开始很看不起他,读了他的《枯树赋》,才哑口无言。


人的激烈和犀利,并非全由天性,有时是不得已的。




鲁迅就是这样。


鲁迅肯定是非常自负的,但他不像徐陵、庾信,乃至更早的范晔那么喜欢自夸。范晔著《后汉书》,自视极高,说其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史》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传后的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范晔说,他之所以如此放言自吹自擂,“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这些话出自狱中写给晚辈的信,可信度很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孔子不也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吗?


范晔自夸,读者不反感,反而愈发景仰;老杜和东坡如果自夸,我也会不禁莞尔;周作人的谦和中常有藏不住的自得,我对自己说,应该的,他有这个资格;沈从文说,同辈人中,颇有善于钻营者,做了这会长那委员,地位崇隆,然而他相信自己的作品会比这些更长久,我们现在都知道,他一点没夸张。


看不起人,若只是文人故态,是不必要,也不足为训的。恃才傲物,伤害别人,最终伤害自己。如祢衡之死,就实在不值得,是令人惋惜的。《三国演义》中提升一下,把他的骂变成了政治行为,以攻击曹操。然而即便如此,曹操的气度仍然难能可贵。苏东坡称道徐陵,不是赞其轻狂,是对不良风气的贬斥。结帮拉派,互相吹捧,固然让人齿冷,还是小节。鲁迅矛头所指,常是根本性的问题。


比如在收入《集外集拾遗》的《诗歌之敌》一文中,鲁迅就挖苦了某一类文学家:


“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宋玉司马相如之流,就受着这样的待遇,和后来的权门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声色狗马之间的玩物。查理九世的言动,更将这事十分透彻地证明了的。他是爱好诗歌的,常给诗人一点酬报,使他们肯做一些好诗,而且时常说:‘诗人就像赛跑的马,所以应该给吃一点好东西。但不可使他们太肥;太肥,他们就不中用了。’这虽然对于胖子而想兼做诗人的,不算一个好消息,但也确有几分真实在内。”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虽然几希,要找,可以找出几百几千条。鲁迅指出的一条是,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是不能被豢养的。


杨过、周伯通、黄药师、郭靖、一灯大师,尽管武功绝高,若都像展昭之流成了尾巴翘得小旗杆似的的“御猫”,也就不足道了。




喜剧版的“华山论剑”在《神雕侠侣》中是这样结束的:


以豪杰自命的那一干僧俗男女展露才艺未毕……


“黄药师、周伯通、杨过、黄蓉等或忍俊不禁,或捧腹大笑。那六人听得周伯通等人嬉笑,登时罢斗,各自跃开,厉声喝道:‘不知死活的东西。老爷们在此比武论剑,争那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你们在这里嘻嘻哈哈的干甚么?快快给我滚下山去,方饶了你们的性命。’”杨过见状,“哈哈一笑,纵声长啸,四下里山谷鸣响,霎时之间,便似长风动地,云气聚合。那一干人初时惨然变色,跟着身战手震,呛啷啷之声不绝,一柄柄兵刃都抛在地下。杨过喝道:‘都给我请罢!’那数十人呆了半晌,突然一声发喊,纷纷拼命的奔下山去,跌跌撞撞,连兵刃也不敢捡拾,顷刻间走得干干净净,不见踪影。”


这情形,使我想起不久前读过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第三个女郎》里老糊涂的罗德里克爵士评论书中某人的话:


“挺精明的,这家伙,可我还是要说,纯然是一只青蛙。


原标题:

纯然是一只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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