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教学的法律资源

马少华 少华读书 2018-10-12

新闻评论写作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涉及丰富的社会生活;评论教学作为一种揭示思维、认识活动的教学,也与人类普遍的思维、认识规律紧密关联。

 

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体现在不同的新闻事件之中;人类普遍的思维、认识规律体现在各个学科的思维、认识规律之中。它们在上述两个层面上构成了评论教学丰富的资源。

 

其中,涉及法律的社会生活现象和新闻事件,或者可以用法律的视角,在法律层面上认识的社会生活现象和新闻事件,是当代社会生活中分布广泛的现象。这是因为人们的权利界线更为清晰,权利意识不断觉醒;这也是中国进入法治社会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事件,多数都可以看作是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事件;因此多数都可以从法律的层面,以法律视角、法律知识来认识的事件。

 

而作为调整、规制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在制定、解释和运用、执行的各个阶段,都典型地体现着人类普遍的思维认识规律中理性思维的特点。

 

作为认识法律制定、解释和运用、执行的规律的法学,则更显豁地体现着理性思维。


新闻评论,应该就是理性的思维。因此,评论教学可以从法律思维中汲取人类思维认识中最为理性的成分。

 

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我近年来评论教学讲义中增长最明显、最集中的教学资源。


作为评论中的认识对象的“法律事件”太普遍了,几乎“俯拾皆是”。本文主要探讨在评论教学中如何引入法律思维方面的资源。

 

二、


评论教学中引入的法律思维资源,其实也分为两个层次:

其一是法律和法学中所体现的人类普遍的理性思维;

其二是体现法律特点的理性思维。而这种理性思维,除了对权利义务的审慎平衡之外,突出表现为缜密、有效的逻辑思维。

 

比如,作为人类理性思维普遍特点的抽象(概括)——这其实是归纳思维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在法律推理中普遍采用的演绎推理。

 

与新闻报道相比,新闻评论在思维(和语言)方面无疑具有抽象特点。评论教学中就要揭示这个特点,讲清楚抽象性是怎么回事,它在认识中起什么作用。

 

其实,抽象性当然不只存在于评论之中,作为调整和规制人类行为和关系的基本规则,法律的词语中就最为典型地体现着抽象性特点。

 

在美国法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肖尔《依规则游戏:对法律与生活中规则裁判的哲学思考》中,这种抽象性就叫做“一般化”。

 

作者写道:

一般化是生命自身一部分的一个过程。我们所面对的,总是特定事物,那栋建筑,这些石头,那些词语——但我们是通过将这些特定事物组织进更大的群类来把握这个世界的。

 

显然,这位法学教授在对法律规则的思考中,有效地接通了人类普遍的思维规律。而我则将上面这一句话,引入评论课的第一讲“新闻评论思维与表达的特点”之中,讲到评论思维“抽象性”这个特点时,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评论思维中抽象性的根源。

 

法律条文的表述,也往往体现着抽象性的特点。

 

在讲到抽象性这个环节时,我以我国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表述为例: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这一条共有三款。我提示同学注意:第一款中表述的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与第三款表述的造成不法侵害的“伤亡”,是抽象度不同的概念。我请同学们针对法律对这种特定情境和特定行为的规定和各款之间关系,思考为什么第一款使用抽象度较高的“损害”,而第三款使用了抽象度较低的“伤亡”。

 

有同学答道:第一款中的“损害”包含了第三款中的“伤亡”。“伤亡”是“损害”中更为严重的情况。

 

这位同学说的没错。以我的理解,第一款之所以用“损害”,是因为法律确认的“正当防卫”不仅仅是造成“伤亡”的情况。实际案件中的情况不能穷举,所以采取抽象度较高的“损害”,以尽可能把更多的情况包含进去。

 

在第二款中,体现了要求防卫人尽可能避免包括伤亡在内的“重大损害”的义务。正是因为第二款指出了“防卫过当”的情况,实际上申明了防卫人的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法律才用第三款申明,在“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些极端的、防卫人难以把握“必要限度”的情况下,不受第二款的“防卫过当”责任约束。

也正是因为第三款涉及的情境都是极端危险的情况,所以,法律才更为明确地选择了比抽象的“损害”更为明确、具体的“伤亡”。

 

实际上,距我在课上讲到这个法条时间最终近的新闻事件,正是20188月发生的所谓“昆山反杀案”。当事人于海明在对方持刀劈砍的危险处境中,抢到对方脱手的长刀反刺对方致其死亡,最终被当地公安机关以“正当防卫”撤案开释,正是以这个法条的第三款——所谓“无限防卫”的条款为根据的。我们在上课时也接通了对这一司法案件的理解。

 

立法思维中有一个普遍规则: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所谓“入罪”就是确认有罪,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只需举出程度相对较轻的情况就可以了。如果相对较轻的行为都可以确认有罪,那么比其更重的,也就不在话下了。而“出罪”,也就是不承担刑事责任,法律只需举出程度相对较重的情况就可以了,因为程度较轻的行为自然不算犯罪。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举出“伤亡”,正是在“损害”的多种情况中“举重”的体现。

 

以上涉及的是概念的抽象性。表达观点的判断也同样具有抽象因素。

 

我们对一个事物、事件的判断,往往都是概括——抽象性的过程,也是“一般化”的过程,其本质都是确认一个事物中包含着的普遍性因素。我们在新闻评论中使用抽象性的概念,正是为了表达具有普遍性的判断。

 

比如,20182月份开始,西安市未央区法院张家堡法庭在审理离婚诉讼中,由法官命题,给诉讼当事人出一份“婚姻家庭考试卷”,其中涉及离婚夫妻的诸多生活细节和情感态度,法官根据回答的内容来参考评判是否准予离婚。这件事一时引发热议,一些人认为此举有助于挽救婚姻家庭,也有人认为这有违婚姻自由原则。

 

而《新京报》发表一篇评论《“婚姻考卷”可视为庭前调查》,这个标题作为一个判断,就把“婚姻考卷”这个引发争议的特定事物“一般化”为法官权限之内的庭前调查。即作者确认了“婚姻考卷”这个特殊事物中包含了“庭前调查”的本质特征。作者的主要论证是:

 

法官开庭审案,对案件事实进行庭审调查是诉讼必经程序,目的是查明案件事实,更好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合理的裁判。“婚姻考试卷”作为一种庭前调查程序,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诉讼程序规定,也契合《婚姻法》妥善处理婚姻家庭纠纷、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立法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办案法官的责任心。就此而言,“婚姻考试卷”值得肯定,是司法改革创新中一种有益尝试。

 

正是因为作者在文章中论证了这个判断,也就消除了“婚姻考卷”这种特殊形式所引发的争议性。因为人们对法官进行庭前调查的权力本身,是没有争议的。

 

这一段论证中包含多个判断,都同样具有把一个特定事物放到一个更大的“类别”中的认识特点。

 

《依规则游戏》还揭示了抽象性思维是可能有着不同方向的:


发生在交通十字路口的事件,在律师眼中是民事侵权,在警察眼中是交通冲突,在医生眼中是后背上部受伤。不同观察者观察同一事件,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目的进行一般化,被抑制的事件属性对其他人、其他目的和其他时间而言,则可能是相关的。


     这使我感到:作为抽象过程的“一般化”,不仅是概念抽象层次的上升(如:苹果——水果——食物),而且可能是认识的事物的不同“视角”,也是不同主体的价值判断。而认识视角与价值判断,都与评论的思维相关。

 

比如,20189月,马云宣布辞去阿里巴巴董事长职务,意欲转入教育事业。在这个新闻事件中包含三个因素:企业家、企业与教育事业;也意味着一种可能的趋势对这个三个方的影响;还意味着评论写作的三个议论方向。这三个议论方向,其实是对事件本身不同的一般化(抽象):提炼事件中的一种因素,而”抑制“其他因素。

 

针对这个案例,我给同学们出的思考题是:从你个人来说,选择怎样的议论方向比较充分?可以调动什么样的认识资源?提供什么样的认识价值?

 

这其实也是不同方向的“一般化”(抽象)问题:提炼事件中的一种因素,而“抑制”其他因素。这是评论思维常见的实战情境。因为限于篇幅和传播效率,不可能面面俱到。

 

三、

 

法律作为人类理性的典型体现,是有道理和讲道理的。尽管法律条文本身看起来只是强制性的规则直接陈述,但立法的过程,对法律的解释,尤其是对法律的运用——法官的判决书(最高法院明确要求各级法官的判决书应当说理论证),控辩双方的法庭辩论,以及媒体上对新闻事件的法律分析,都突出地体现着论证的特点。

 

新闻评论也是论证性的文本。评论教员在讲解新闻评论的逻辑论证时,可以从司法论证和法学的论证中汲取丰富资源。

 

法律推理有一个思维特点:往往都是以法律条文作为大前提,以适用于法律条文所涵盖的行为作为小前提,最终得出该行为应当如何认定的结论。这实际上是典型的演绎推理三段论。我曾在发表于本刊今年第4期的《什么样的新闻评论倾向于演绎推理》一文中,以2008年许霆案的判决等案例为例,展示了司法判决和法律评论中广泛使用的演绎推理,这里不再赘述。

 

更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学者在司法实践的理论探讨中对于演绎推理的形式规则有更深入的体会。

 

比如,著名法学教授张明楷在《罪刑法定与司法解释》一书中举出这样两个三段论:

该行为是抢劫行为。

我国刑法规定了抢劫罪。

所以对该行为应当以抢劫罪处罚。

 

该行为属于溺婴行为。

我们刑法没有规定溺婴罪。

所以对该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张明楷教授在书中指出:“这种逻辑推理是错误的,表现在它将案件事实作为大前提,将刑法规范作为小前提。”

 


而这种将大小前提倒置,违反形式规则的三段论往往就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就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如果将事实作为大前提,将法律作为小前提,则可以做到为所欲为:‘想入罪便入罪,想出罪便出罪。’”“例如,当判断者不想将某抢劫行为认定为抢劫罪时,他便可以进行如下推理:该行为是一种强制行为,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强制罪,所以对该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对于法律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现象的论证,也同样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缺乏逻辑规则训练,许多人可能很少清醒地意识到大、小前提的严格次序,往往以为只要有两个前提,就能够搭建起一个演绎推理三段论。其实这样的三段论是似是而非的,就像违反了三段论的其他形式规则的三段论那样似是而非。

 

20184月,一名微博名称为“科学家种太阳”的网络达人,在网络视频真人秀选秀节目《奇葩大会》中宣称:“所有男人都是潜在‘强奸犯’”,论据就是自己曾经差点强奸女同学的例子。

《新京报》评论部的微信公号“沸腾”发表西坡的文章《“所有男人都是潜在‘强奸犯’”?不要为自己的邪念拉所有男人背锅 》就精彩揭示了前者推理的形式谬误:

 

首先,这不合逻辑。经典的三段论推理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比如:所有男人都有Y染色体,科学家种太阳是男人,所以科学家种太阳有Y染色体。

但“科学家种太阳”的推理是这样的:“我是潜在的强奸犯,我是男人,所以所有男人都是强奸犯。”大前提、小前提颠倒了。

 

显然,这个案例和对它的逻辑分析与前述张明楷教授在法学讨论中的案例与分析几乎在形式上完全相同,案例更为真实切近,也更为显豁地展现了这种形式谬误的荒唐之处。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在公共领域进行辩驳的案例,是较为稀少,值得珍惜的。但在法学讨论中却似乎很正常。这可能是因为,法学本身是一个专业知识语境,而法律思维的有效性,其基础是形式逻辑。评论教学汲取法律资源,同时更应该对公共言论和评论写作中的案例保持敏锐的关注。

(载《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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