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之后谈金庸

信海光 信海光微天下 2018-11-03

金庸去世,关于金庸的讨论集体迸发,但其中有一种明显的误区,即还是将金庸作品完全等同于“武侠”,总是与“行侠仗义”相关联,尤其是一些没怎么看过金庸小说的学者,也由此而想当然的发表议论。从先入为主的成见出发,自然会离客观的结论越来越远。


金庸小说有一颗“官场小说”的内核


六神磊磊则代表了另外一端,这些金庸的终生酷爱者。似乎将金庸作品视为包罗万象的人间百科全书,其中蕴含各种道理,能像解读圣经一样加以解读,演伸出种种启示。


我处于两者中间。金庸的小说以类属而言,当然仍是“武侠小说”,此处不能忘本,这也是历史真相。但历史本身是有进程的,与早期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发生了巨大的进化,所以后来有人将金庸小说定义为“新派武侠小说”,到了《鹿鼎记》,甚至有人称之为“反武侠小说”。


但无论是“新派武侠小说”还是“反武侠小说”,只要依旧带上“武侠”两个字,还是会引起误会,尤其很多新读者会问:书中的武侠在哪里呢?仔细想一遍,其实金庸十几部书,谈到行侠仗义的情节少之又少,不但没有行侠仗义,即便是“侠以武犯禁”都很少。


传统的武侠小说不是行侠仗义就是“侠以武犯禁”,总少少不了朝廷鹰犬反贼义士,但这些情节在金庸的小说里都被大大的淡化,所有的一切实际都发生在金庸自己建构的世界里。


武侠小说自己建构世界实际上很平常,但早期的建构基本都是虚拟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或者简单的江湖争霸,又或者古龙那样的“推理+西部+爱情”小说,但金庸建立的其实是一个政治世界,金庸的小说因此在本质上有“官场小说”的特色,严格的说,是“爱情+官场”小说。


最典型的就是《笑傲江湖》的世界,正派与魔教实际上是两个国度或者两个政治集团,五岳剑派实际上就是五大家族,五岳盟主和魔教教主就是皇帝,一切情节就发生在这样的完备生态中,令狐冲就在其中不停“练级”、“升级”,最后直达权力金字塔顶层。


在旧武侠小说中,因为有朝廷这个上层社会存在,所谓大侠,再怎么晋级都局限于下层社会,最多也就是成为朝廷鹰犬(勋贵),脱不出梁山好汉的结局阴影。但新派武侠把朝廷因素排除后,向上的天花板瞬间打开,一切豁然开朗。还是令狐冲,在现实社会中看他就是个孤儿出身的大师兄,但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他却是五大家族的接班人,在血统上属于权二代,起点一点儿都不低。


这也是为什么新派武侠小说在后来比旧派武侠小说要更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其中的现代娱乐因素大大增加,老牌武侠小说中的娱乐因子是“武功练级级”和“行侠仗义”,有的还有情色,而在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武功进行了自成体系的升级,加入了具有现代色彩的爱情描写和人性冲突,加入了强大的政治背景和政治隐喻,加入了儒释道琴棋书画各种文化,再加上狂野的江湖情节,放在五六十年代,就是一枚超级炸弹。


当然,金庸的武侠小说能获得高评价并不止是因为这些因素,金庸还有自己的价值观,比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句话后来被分为两面理解,一是指大侠就应该为国为民,再就是指为国为民者为大侠,比如传说中金庸对邓公的评价。但在一个有朝廷的武侠世界里,来自民间的大侠,怎么可能为国为民?除非江湖本身就是朝廷。


在金庸作品中,郭靖守襄阳是侠之大者的出处,也是作为“侠之大者”的事迹佐证。但金庸强行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抵抗蒙元那个特殊时期就略显牵强,襄阳啊,南宋时期的天下一城,举国安危之所系,怎么可能把安全多年如一日的交给一个江湖人士。当然,所谓小说家言,读者也没必要过于较真儿。但事实上,金庸后来再也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冒险,在《天龙八部》、《鹿鼎记》这些书中再出现江湖和朝廷的结合部,相关人物都被赋予了特定的身份背景和故事背景,像肖峰“单于折剪”一节,就发生的比较顺利成章了。



金庸的小说讲政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为什么要喻之为“官场小说”而非“政治小说”?两者的区别在于,“官场小说”以娱乐为主,官场是主角不断升级的背景,但政治小说的涵义却更广,事实上,世界好像也没有“政治小说”这一品类,但“官场小说”在中国是存在的。


对这一代人所幸的是,金庸作品并不是纯粹的爽文


在80/90年代,也就是本文作者成长的年代,金庸小说曾经几乎统治过整个汉语文坛,而金庸也曾被赋予极高的评价,登堂入室,上了北大课堂。但到了90后、00后一代成长时期,金庸的读者群却大大缩减,金庸的评价到目前依旧非常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相信对金庸的评价终将回归到一个合理的位置。


观察金庸在中国影响力的形成,无论如何不能脱开当时的时代环境。金庸最初进入中国内地是上世纪80年代初,属于中国娱乐出版物的荒漠时期,青少年甚至连名著都很难接触到太多。对于文学故事,也就是停留在水浒、西游记的娱乐水平,而强娱乐性和文学性的金庸在这样“白纸”时期忽然杀到,其对读者心灵的冲击可想而知。


我们那个时代,哪里读过这样的“爽文”?不止是金庸,琼瑶也是如此。作者后来有一年翻父亲的书橱,翻出一本五十年代版的巴尔扎克《假面下的爱情》,才会感叹,原来好看的书不止琼瑶、金庸。也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王朔这一代人,他们曾经在文革前或文革中读过大量经典,所以对金庸就没有那么感冒,没有那么痴迷。


当然,对我们这一代人所幸的是,金庸作品并不是纯粹的爽文,除了爽之外,它还有丰富的文化养分、有鲜明而又基本正确的三观、有惊心动魄的爱情,这样的书作为一代人的启蒙读物,也可说是一代人的幸运。不知道这一代人中有多少是被金庸作品影响了爱情观、择偶观?


在金庸评价最高的年代,曾经出现过截然不同的两种现象,一种是有水井处皆读金庸的盛况,另外一种则是对金庸大师级的评价。这两种现象其实是互相矛盾的,因为就历史经验而言,在没有经过时间检验之前,大师的作品很难成为全民读物,反之亦然。所以对金庸更客观的看法,实际上应该是来自后世,而不是痴迷太深却又掌握话语权的六零、七零后一代。


时间已经说明了很多变化,金庸近几年在青少年中热度大减是一个事实。这种事实虽然并不是对金庸作品文学水平的否定,但也显示出金庸作品娱乐吸引力的降低。这并不是金庸的错,而是因为金庸作品中的娱乐元素已经大大过时了,就娱乐度、上瘾度而言,现在的网络小说站在巨人肩上出发,其可读性已经大大超越了以前的武侠小说,即便是思想性,也不乏有高度的作品出现。



事实上,金庸作品本身就有很强的“网文”属性,因为金庸武侠就是为连载而生,而且是出现在香港这样的极度市场化环境中。连载有一大特性,就是它可以通过阅读量对后续故事情节进行调整,当时报纸的发行量就是阅读量,这使得金庸作品在初创时期充满了随意性,甚至还出现了倪匡代笔的故事和“事故”。这也是为什么金庸后来也要对作品“批阅十载,增删五次”。


金庸后期修订作品有很多原因,其一是堵住硬伤和漏洞,比如一些常识错误,辣椒茄子这种,予以修订。但很多实在没法改动的漏洞也只能保留原样,比如《射雕英雄传》中人物年龄的设定就没法再改,《射雕》、《神雕》纵跨年限很长,关键是都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一对应,像王重阳、丘处机、襄阳大战、金国灭亡都是有确定的具体时间的,这导致金庸无法在人物年龄上自由腾挪,丘处机、黄药师、梅超风等人物相对年纪就对不上;其二就是因为心境和价值观的变化对人物结局进行调整,比如王语嫣这种,金庸本人是由爱生厌,新修版也反映其中。


而即便作为生于70后年的的读者,我对金庸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因心境而变。启蒙时代崇拜金庸、痴迷金庸,甚至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98/99年,在新浪的“金庸客栈”上撰写了大量的帖子、文章,不但谈剧情谈感情,还穷究金庸在香港的报人、政治角色,人品八卦,进行金学研究,分析金庸男主角的家乡地域分布,为什么都是独生子女之类......此后多年,也是每年都从读数遍金庸,而35岁之后,基本上就把金书搁下,很少再读了。


这世界比金庸好看的书其实很多,更主要的是,心境也起了变化。到了这个年纪,除了怀旧,或者谋生赚钱,从金庸作品里可汲取的养分越来越少了。


即便如此,金庸之逝,仍使我怅然若失,仿佛生命中某种重要的东西也随之而去。


“无奈”的金庸


听到金庸去世那一瞬,想到金庸的其实不是他的作品或者人物,也不是曾经痴爱金庸的自己的青春年华,而是金庸的那一句话:“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


金庸去世时94岁,已属高龄,但他在1972年,年仅48岁的时候就宣布封笔。从1955年创作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算起,其武侠时代不过17年而已,而其后武侠时代则长达46年,以时间而较,我通过武侠小说认识到的那个金庸肯定是极为有限的金庸,在真实的世界里,他又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是否真的有过随心所欲的大闹一场?又是否安于悄然离去?


金庸与古龙最大的区别,就是作品里充满了无奈,古龙写过真苦情,比如李寻欢,但金庸不是苦情,是无奈,金庸的十四部作品,每部都有“无奈”,除了“无奈”就是“无常”,要不就是“归隐”,这构成金庸作品整体的格调,也可以从中看到金庸的心境与人生观。如果决定作品超越时代流传的关键是“人性”,如果一百年后再看金庸,那么这些“无奈与无常”或许就是后人眼里金作最伟大之处,然而,在香港那个商业环境中,侧重娱乐性的写作又可能使这些特性被冲淡,被忽略。


或许,金庸就代表了那样的一代香港文化人,即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又不甘心当局外人,即想大闹一场,又无法逾越日常的循规蹈矩,但终归,所有人都将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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