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我的观点和立场

2014-10-27 手抄报 手抄报

向国学家们讲讲中国国学中的民主法制

中国有一些人自称国学家,讲的是满口“仁义道德”,从不知道中国的民主法制。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他们还在讲儒学礼义治理现代中国。反而外国媒体讲起了中国民主法制的历史传统。

“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聚焦法治,但不是西方所认为的那种法治”。 美国《国际财经时报》以此为题报道称,在执政的中共看来,“法治”的意思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法律思想和实践历史,几千年前中国法家就主张一个强大的统治者,利用法律力量维护社会和谐。同日的美国《洛杉矶时报》称,“中共接受‘法治’——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报道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一场为期4天的高层会议,其中心课题是法治。但专家们表示,不可能引进西式法治。报道说,此次全体会议强调法治,属于中国领导人良政、强党运动的一部分。

关于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国外媒体要比国内学者的认识深刻的多。国内学者对中国依法治国的传统几乎一无所知。

国内有权威媒体评论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了“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这一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精髓要旨。“这是执政党治国理政认识的重大提升,为科学汲取古人治国理政智慧提供了镜鉴。”专家指出,“数千年来,‘礼’与‘德’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也必将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篇评论讲的还是“数千年来,‘礼’与‘德’”,而不知中华国学的源头和精髓是依法治国。

社科院历史学家马勇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儒家伦理能适应现代社会吗 》,大论中国还要儒教治国,对抗依法治国。他甚至论证出宋朝君臣关系是中国的宪政。驴嘴不对马唇。儒家弟子就是这么无耻。

中国的文化人,包括易中天这些人,都说,中国没有民主科学和法治的传统。中国的法家是严刑峻法,残暴之极,万不可取。

中央提出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已经几个月,四中全会召开几天即将闭幕。我没看到一个国内学者谈起中国民主法治的历史传统,还在大讲儒教。唯恐儒教被 冷落,要从儒教中找到民主法治。

“中国有自己的法律思想和实践历史,几千年前中国法家就主张一个强大的统治者,利用法律力量维护社会和谐。”外国媒体讲的这句话就成了最深刻的评论。

十八届四中全会让中国进入依法治国新时代。依法治国理念不是从西方搬来的,中国的民主法制理念比西方深厚久远的多。它最早诞生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即2700年前的春秋中国,记录在中国的《管子》一书中。

《管子》是人类第一部法学著作

我研究国学有很大不同,不过度诠释,更不会无中生有。一定要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先说西方的第一部法学著作是哪 一部。

有人把柏拉图的《法律篇》看作西方第一部法学著作。但这本书涉及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哲学、艺术、伦理、外交、贸易、婚姻、家庭、技艺、公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因此有学者称《法律篇》“几乎是关于人生和国家生活的一部大百科全书”。我认为,称之为开创了西方法学学术传统更准确。

有人认为公元2世纪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才是西方第一部法学著作。有很多书记载了盖尤斯这部书,但它被 人发现已经是1600年后的事情。

1740年,意大利学者西皮奥.墨菲在维罗纳图书馆一部圣?哲罗姆著作的抄本里面,发现了一页写满古代拉丁文的手稿。他认为这是一件古代法律文献,并且判定是后人注释查士丁尼《法学阶梯》的作品。当时,他发现这卷抄有圣?哲罗姆著作的羊皮纸早先抄录的是另一种什么作品,现在的文字是后人把羊皮纸涂刮、清洗后重新抄上去的。1816年,普鲁士驻罗马教廷的使节尼布尔在出使罗马途中在维罗纳图书馆盘桓了几日。这位尼布尔原是著名的罗马史家,还是鉴定古代手稿的专家。他仔细看过抄录圣?哲罗姆著作的羊皮纸卷,猜想覆盖于其下的是很有价值的古代文献。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他用配置的药水清洗了一页手稿,结果那些被覆盖了数百年的文字就显露了出来。在整卷的羊皮纸被小心的复原以后,专家们认为这是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又过了一百多年,到了1933年,人们在埃及发现了盖尤斯《法学阶梯》一个四、五世纪抄本的残片,把这些残片拿来同尼布尔发现的本子校核,更证实那就是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无疑。

柏拉图的《法律篇》比《管子》晚了300多年,《法学阶梯》则晚了近千年。《管子》是人类第一部法学著作。

管子依法治国理论很系统

《管子》中《任法》、《法法》、《禁藏》、《法禁》、《版法》、《版法解》、《重令》、《正世》、《正第》、《明法》、《明法解》诸篇,是论述法制的篇目,另外在政治、经济、军事、论道的篇目中,也涉及到法制内容。我曾经将《管子》的法制论述归纳为20个条目:一切皆法、缜密、规范、系统、同利、平均、制欲、不阿贵、禁胜于身、公正、公开、平等、统一、不朝令夕改、法制权威、执法要严、禁私法、禁擅权、反腐败、司法独立。 管子论述依法治国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明法》)“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民为天下大仪也。”(《管子?任法》)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天下大仪。在先秦动荡的时代中,法律起着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的作用。“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其制,则下皆会其度也”。(《管子.任法》君主治国要以法律、制度为准则,实行法律化、制度化。《管子?法法》篇又说:“规矩者,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因此,“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管子?任法》)

《管子》论述,法有四大特性:

  一、法的规范性。法是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标准,是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七法》)《管子》还从法律形式的三种类型上强调了法作为规范的意义。“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七臣七主》)《管子》还特别强调了这种规范不仅对人民、一般官吏,而且对君主也有约束的作用,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管子?七臣七主》)法的规范性还表现在“一”上,就是只能有一个唯一的、统一的标准。“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也。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之理者必多矣。”(《管子?法禁》)

  二、法的公正性。《管子?法法》说:“宪律制度必法道,……此正民之经也。”这里所谓的道,指的是自然规律,天常地则,天地自然,无亲疏厚薄,公正无私,一视同仁。“圣君……任公而不任私……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亡行……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以上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管子?禁藏》说“帮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行法不道,众民不能顺。”《管子》列举了爱私的害处。“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管子?君臣》)“夫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故私道行,则法度侵。”(《管子?七臣七主》)法具有扬公道,抑私曲,“兴功惧暴”,除暴安良,兴利除弊的作用。从法的公正性出发,所有的社会阶层以及国家的活动都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即使是君主也不能例外。“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管子?白心》)“君据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奢久而为常。”(《管子?君臣》)法律既经公布之后,就大于君主个人的意志。“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

三、法的公开性。“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此正民之经也。”(《管子?法法》)让人民知道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是用法律来制约人民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管子?立政》曰:“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日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今,处长赏罚,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恶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管子》一书如实地记录了齐国公布成文法的活动。《管子?立政》曰:“正月之朔,君乃出令,布宪于国,……首宪既布,然后可以布宪。”《管子》法的宣明性的思想,为法家所继承,成为法家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依据。

  四、法的功用性。法是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工具。“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管子?明法解》)“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为维纲,……赏诛为文武。”《管子》还进一步比较了以法治国和不以法治国的利弊,“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则不然,舍法而任智,帮民舍事而好誉;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亡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

以往对法家的认识有偏颇

以住人们往往把礼法对立起来,把法家说成是严刑峻法。这是不准确的。《汉书·艺文志》中有一段评论说:“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此后,一般学术就说: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反对仁义;强调明刑尚法、信赏必罚;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主张君主专制,尊主卑臣。

先秦诸子百家的顺序应该是法道儒墨。法家是改革变法改变世界,道家认识到世界改变的趋势,这就是道。但它认识到这种改变不是一帆风顺的,非常残酷,他们不愿意去面对,因此躲进了深山。儒家是反对变革的,希望世界维持以往的秩序,认为礼制的等级特权是正常秩序,不能有非分之想和改变。墨家知道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但认为能不能平和一些,不那么激烈,可否“非攻”“兼爱”。这是社会改良路线。另外墨家排斥主流社会,想从民间找到一条改变的道路。因此,学术也承认道法一体、道法自然。道是认识世界的规律,法就更高一步,是按照这些规律,按照道,去改造世界和社会。因此,法,并不只是法律和法治,还有法规、法则的意思。法规和法则,就是遵循规律和遵守道。

依法治国,就是按照规律,依据法律、法规、法则治理国家。

民主理论也写在《管子》一书中

民主和法制一体两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实施民主政治。

依法治国理论写在2700年前中国的《管子》一书中,民主也写在这本中国古书中。管子的民本民主理论也相当完备。这本书提出的“以人为本”和“民体为国”是人类民主政治的绝唱。

我在这里罗列出一组《管子》论民的论述:

人本:《霸言》说:“夫霸之所始,以人为本”。

民体:《君臣下》说:“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 。

顺民:《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留民:《牧民》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

重民:《权修》说:“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

爱民:《小匡》篇记载,管子身居相位之后,一天,齐桓公问政于管子说:“吾欲修政以干时于天”要从那里做起?管仲回答说:“始于爱民”。

利民:《版法解)说“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

得民:《五辅》说;“得民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若教之以政。”

富民:《治国》说:“凡治国之道,必须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惠民:《入国》论述执政者对老、幼、病、 独“行九惠教”。

分民:《乘马》 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圣!”

畏民:《小称》说:“操名从人,无不强也;操名去人,无不弱也。虽有天子诸候,民皆操名而去之,则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

动民:《五辅》说:“审时以举事,以事动民,以民动国,以国动天下。天下动,然后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权然后举错得”。

不扰民:《形势解》说:“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

不欺民:《牧民》说:“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不胜民:《小问》记载,桓公曰:“我欲胜民,为之奈何?”管仲对曰:“此非人君之言也。胜民为易。夫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胜民,则使有司疏狱,而谒有罪者偿,数省而严诛,若此,则民胜矣。虽然,胜民之为道,

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及于身,虽能不久,则人待莫之弑也,危哉,君之国岌乎。”

这里面前两句最重要。“以人为本”成为执政理念后,有人就从孔子《论语》中去找。《论语》”阳货“一句话”厩焚,子退朝,问‘伤人乎’“?有学者说这就是以人为本。其实“以人为本”是《管子》的原话,不必去无中生有。你查查,即使是西方的文艺复兴,也没有讲出“以人为本”这句话。管子这句话讲得很朴实,相要称霸,人是最根本的,人是生产力,能生产粮食和财富,人是战斗力,能上前线打仗。谁人多,谁就能强大称霸。这就否定了以前的君权神授,树立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观。如何争取这么多人,还要争取到人心?这就是治国理政的出发点。这也回答了哲学的本原问题。

“民体以为国”以这句话也非常重要,管子没有讲出“民主”这个词,但“民体”与“民主”是相近的。“主体”是一体。

如果将管子的“以人为本”和“民体为国”与古希腊的圣哲们去对比,他们没有这么深刻的思想。

西方第一个创造“民主”一词是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讲过一句话:“若是对波斯有二心的人,就采取民主体制吧!”西方的民主观念是从反对波斯的殖民统治开始的。

这已经比《管子》论民主晚了200多年,而且没有《管子》论述系统。

这些中华国学中的民主法制理论是我寻找总结出来的,那些国学大师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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